驰名商标司法认定新问题研究

杨明


　　2009年4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法释（2009）3号文件，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驰名商标保护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本文以下简称驰名商标最新司法解释），于2009年5月1日正式生效。这份酝酿已久的驰名商标司法解释终于在千呼万唤中得以公示天下，同时这也被认为是驰名商标司法认定开始从泛滥回归理性的转折点。新的司法解释出台后，驰名商标的司法认定将发生何种变化，这些变化将对司法实践带来哪些影响，同时，新的司法解释还有哪些没有完善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拟结合两个驰名商标司法认定的案例对上述问题行逐一研究解答。

一、案例一：红河卷烟厂诉昆明市宜良金象洗涤用品有限公司商标侵权纠纷案

　　２004年5月，红河卷烟厂向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诉称，昆明市宜良金象洗涤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象公司）在其生产的洗衣粉外包装显著位置，套用红河卷烟厂注册商标“红河”的特定书写体作为其产品的主要标识，其行为已构成侵权，请求认定红河卷烟厂的“红河”商标为驰名商标，判令金象公司停止商标侵权，赔偿红河卷烟厂经济损失200万元。
　　红河卷烟厂注册商标“红河”于1989年11月申请注册成功并持续使用至今。经过长期的使用与宣传，“红河”牌香烟在全国社会公众中已经被广为知晓，红河卷烟厂为此提供了“红河”品牌所获荣誉、广告投入、打假经费、上缴税收等大部分的证据予以证明。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根据红河卷烟厂的请求及查证的案件事实，认为“红河”商标已经具备了商标法第十四条规定的条件，故判决认定红河卷烟厂的“红河”商标为驰名商标；金象公司不得为商业目的再行使用红河卷烟厂的“红河”商标，并赔偿红河卷烟厂经济损失10000元。一审判决后，双方均未上诉。
　　本案是适用《商标法》第十三条的典型案例，我们以现在驰名商标最新司法解释的新视角来具体审视这个典型案例的法律适用问题。
　　首先，分析适用驰名商标认定最新司法解释第二条：解释第二条明确规定：“在下列民事纠纷案件中，当事人以商标驰名作为事实根据，人民法院根据案件具体情况，认为确有必要的，对所涉商标是否驰名作出认定： （一）以违反商标法第十三条的规定为由，提起的侵犯商标权诉讼；……”同时，《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就不相同或者不相类似商品申请注册的商标是复制、摹仿或者翻译他人已经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标，误导公众，致使该驰名商标注册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的，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 红河卷烟厂的“红河”商标注册于第34类“卷烟”等商品上，而案件中金象公司将“红河”作为商标使用于第3类的“洗衣粉”商品上，红河卷烟厂认为在这两种不相类似的商品上使用“红河”商标的行为是复制、摹仿了其已经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标“红河”，因此请求法院认定红河卷烟厂的“红河”商标为驰名商标，判令金象公司停止商标侵权并赔偿损失。在这种不相类似的商品上，如果要对红河卷烟厂的“红河”商标予以保护，就必须以认定红河卷烟厂的“红河”商标为驰名商标为前提，在这里驰名商标的跨类保护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同时应注意，认定红河卷烟厂的“红河”商标为驰名商标是适用《商标法》第十三条二款的条件之一，完全适用此条，在案件实践中还需考虑是否构成“误导公众，致使该驰名商标注册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这一要件，对此驰名商标认定新司法解释也做了充分的阐述。
　　其次，我们来分析适用驰名商标认定最新司法解释第九条二款：“足以使相关公众认为被诉商标与驰名商标具有相当程度的联系，而减弱驰名商标的显著性、贬损驰名商标的市场声誉，或者不正当利用驰名商标的市场声誉的，属于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误导公众，致使该驰名商标注册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本案中，被告金象公司在其生产的洗衣粉外包装上使用了红河卷烟厂“红河”商标特定书写体的“红河”二字作为其主要标识，这种行为正是利用了红河卷烟厂“红河”商标的市场声誉，从而提高其产品认知度和销售量，其目的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商业利润，这明显是属于解释中所称的“不正当利用驰名商标的市场声誉”的情况。因此，被告金象公司的行为符合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误导公众，致使该驰名商标注册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的情况，原告的“红河”驰名商标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
再次，再看驰名商标认定最新司法解释第八条：“对于在中国境内为社会公众广为知晓的商标，原告已提供其商标驰名的基本证据，或者被告不持异议的，人民法院对该商标驰名的事实予以认定。”这是司法解释关于“超级”驰名商标的规定，在这里，我们首先应区分驰名商标与“超级”驰名商标，关于驰名商标，在驰名商标认定最新司法解释第一条中有明确的解释，即“本解释所称驰名商标，是指在中国境内为相关公众广为知晓的商标。”而对于“超级”驰名商标，驰名商标认定最新司法解释第八条认为是“在中国境内为社会公众广为知晓的商标”，两者的区别在于：驰名商标是“为相关公众知晓”，而“超级”驰名商标是“为社会公众广为知晓”，因此衡量的标准就在于被考虑的公众范围，“超级”驰名商标不仅仅是“为相关公众知晓”，而是超出了相关公众的范围为社会公众所知晓，比如我们所熟知的“海尔”、“红塔山”、“五粮液”、“国美电器”等等，根据新的司法解释，这些商标只要提供了“驰名的基本证据，或者被告不持异议的”，人民法院就可以对该商标驰名的事实予以认定，但何为基本证据？笔者认为仍未明确，关于“超级”驰名商标我们将在第三部分详细分析。

二、案例二：广东省汕头市康王精细化工实业有限公司“康王kanwan”等商标认定驰名被撤销案：

　　2006年5月17日，自然人李朝芳注册“中国康王”通用网址及www.kanwan.com.cn网络域名。 2006年5月29日，广东省汕头市康王精细化工实业有限公司（下称汕头康王公司）向安徽省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认为李朝芳以商业使用为目的注册网络域名，侵犯其第3125776号“康王kanwan”图形组合注册商标权，构成不正当竞争，请求法院判决其“康王kanwan”商标为驰名商标，同时判令被告停止侵权及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相应经济损失。 2006年7月6日，宣城中院开庭审理此案。根据原告方汕头康王公司提供的一系列证据，法院经过调查审理后，认定李朝芳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行为成立。同年８月４日，宣城中院作出判决，在认定了汕头公司持有的第3125776号“康王kanwan”商标为驰名商标的同时，亦认定了其另两件注册商标——“kanwan”（注册号3125775）、“康王KANWAN”（注册号1172124）为驰名商标。被告李朝芳未上诉，该判决生效。
　　然而，该判决引起了知识产权专家及社会各界的广泛质疑，并受到与“康王”商标存在利害关系的云南滇虹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滇虹）的特别关注，后云南滇虹以案外利害关系人的身份，于2006年12月20日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民事再审申请。安徽省高院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取证后依法举行了听证会，并随后责令宣城中院重审此案。最后，安徽省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汕头康王自导自演的 “康王kanwan”“假驰”案作出重审判决，汕头康王之前被认定的三件“驰名商标”被正式撤销。
　　本案是驰名商标新司法解释出台之前比较典型的驰名商标认定制假方式，新的司法解释出台后，我们再来看看，这类案件还能否“披上合法的外衣”。
首先，我们来分析适用驰名商标最新司法解释第三条：“在下列民事纠纷案件中，人民法院对于所涉商标是否驰名不予审查： （一）被诉侵犯商标权或者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成立不以商标驰名为事实根据的；

（二）被诉侵犯商标权或者不正当竞争行为因不具备法律规定的其他要件而不成立的。

　　原告以被告注册、使用的域名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并通过该域名进行相关商品交易的电子商务，足以造成相关公众误认为由，提起的侵权诉讼，按照前款第（一）项的规定处理。”在该案中，原告汕头康王公司正是以被告李朝芳注册“中国康王”通用网址及www.kanwan.com.cn网络域名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李朝芳注册网络域名是以商业使用为目的，侵犯其“康王kanwan”注册商标权为由提起诉讼，根据驰名商标认定的最新司法解释，在此类民事纠纷案件中，人民法院对于所涉商标是否驰名将不予审查，原因在于李朝芳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成立将不以“康王kanwan”商标驰名为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负责人针对此条曾作出明确说明：“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项规定，‘将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或者相近似的文字注册为域名，并且通过该域名进行相关商品交易的电子商务，容易使相关公众产生误认的’，构成《商标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给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造成其他损害的’行为，该条规定已对于注册商标的知名度不再作特别要求。”因此，本案中的原告汕头康王公司可以依据普通商标侵权为由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其“康王kanwan”注册商标是否驰名与侵权事实成立与否也不构成必然联系。

　　据笔者初略统计，在驰名商标认定司法解释出台之前，有六成以上的驰名商标司法认定都是通过这种网络域名侵权的方式得以实现，而此次驰名商标认定司法解释将这类案件的处理标准明确定位，也是希望有效遏制驰名商标司法认定的泛滥现象，通过这种方式，至少能够截断很大一部分驰名商标司法认定的造假源头。其实在驰名商标司法解释颁布的第二天，我们就可以在人民法院的判决中找到司法解释带来的变化，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吴知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中，和上述案件相同的案情但人民法院所做的判决却仅仅只是被告停止侵犯原告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在该判决的判决理由中这样描述：“虽有其提供的相关证据证明‘捷鹰’商标具备驰名商标的基本条件，但人民法院认定驰名商标只是确定侵权的前提条件而非案件的终极目的。即驰名商标的认定严格采用按需认定原则，只有当商标驰名是认定被诉侵犯商标权或者不正当竞争行为是否成立的法律要件事实时，才有必要认定驰名商标。”这样的判决理由正是印证和遵循了我们一贯提倡的驰名商标的“因需认定”和“事实认定”原则。
　　其次，对于驰名商标最新司法解释第十三条：“在涉及驰名商标保护的民事纠纷案件中，人民法院对于商标驰名的认定，仅作为案件事实和判决理由，不写入判决主文；以调解方式审结的，在调解书中对商标驰名的事实不予认定。”本案中，原告汕头公司进行商标维权是假，意指驰名商标认定为实，而司法审判人员的做法更是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在宣城中院的第一次判决中，不但认定了汕头公司持有的第3125776号“康王kanwan”涉案商标为驰名商标，同时，亦认定了其另两件注册商标——“kanwan”（注册号3125775）、“康王KANWAN”（注册号1172124）为驰名商标。这一做法不但违背了司法审判原则，同时也使本案中驰名商标认定的终极目的暴露无遗。此次驰名商标认定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对于商标驰名的认定，仅作为案件事实和判决理由，不写入判决主文”，其目的在于一方面适当缓解企业对驰名商标司法认定的单纯追求，另一方面从立法本意上引导社会公众对驰名商标司法认定的正确认识。

三、驰名商标最新司法解释引发的几个新问题和解决方案

1、关于驰名商标认定的考虑因素和认定标准。在涉及驰名商标认定的司法案件中，商标权利人所提供的证据能否证明其商标构成驰名通常都是案件的争议焦点，因此驰名商标认定的考虑因素和认定标准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司法实践中法院、商标权利人、案件代理人最关注的热点问题。《商标法》第14条规定了认定驰名商标应当考虑的五项因素，这些因素主要是从原则性方面进行指导，其具体的可参照性并不强，此次驰名商标最新司法解释在这方面有所突破，驰名商标最新司法解释第五条从举证的角度，对于认定驰名商标的具体考虑因素进行了细化规定，但笔者认为，这些规定的可参照性和适用性依然不足以解决司法实践中对驰名商标的衡量标准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商标权利人和案件代理人一般会围绕《商标法》第14条所罗列的五项因素来进行举证，但哪些证据能够充分地证明权利人的商标满足这五项因素的要求，哪些证据的形式又足以让人民法院采信，商标权利人和案件代理人往往无法找到最合适的方法和途径，而司法审判人员在面对众多复杂纷繁的驰名商标证据时，同样也缺乏实用的能够借鉴或者参考的相应规定。同时，驰名商标新司法解释并没有对证据的时间和证据的形式作出具体要求，缺乏了参照的标准，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加重商标权利人证明其商标驰名的负担，同时也就可能减轻商标权利人证明其商标驰名的难度，由此将给驰名造假留下了空间。
　　面对上述问题，笔者认为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7年发布的《河南省高院关于审理涉及驰名商标认定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较好的解决了这一问题。该指导意见中对《商标法》第十四条中各项考虑因素作了较了明确具体的证据要求，比如该指导意见的第十三条：“下列材料可作为证明《商标法》第十四条第（三）项中“商标的宣传工作的持续时间、程度和地理范围”的证据：（一）该商标宣传所采用的宣传方式（电视、报纸、网站、户外、展会、冠名比赛等）的证据；（二）宣传的起止时间、持续时间、地域范围以及广告投放量的有关材料；（三）广告发布合同书、各区域、各种媒体广告分布的分析报告及有关近三年广告投入的分类审计报告；（四）电视广告时段监控材料；（五）户外广告、报刊、展会、冠名比赛等宣传中广告的照片、主办单位出具的原始凭证，刊登的报刊等；（六）网络宣传的内容，有关网络信息点击、评论、报道的公证材料。”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上述规定对商标权利人和案件代理人来说，可以很清晰地把握为证明商标宣传工作所需要收集的证据以及证据的提供方式，同时，对任何一个司法审判人员而言，上述要求都将为其考虑商标驰名的因素提供明确的参考标准。

2、关于驰名认定不写入判决书主文的问题。驰名商标司法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在涉及驰名商标保护的民事纠纷案件中，人民法院对于商标驰名的认定，仅作为案件事实和判决理由，不写入判决主文；……”规定此条的目的在于缓解企业对驰名商标司法认定的单纯片面追求，但笔者认为这样的规定无法起到实质性的效果。在近一两年的有关于驰名商标认定的判决中，人民法院一般都不会在判决主文中写明“判决某某商标为驰名商标”，但是，在判决书论述部分仍然存在“本院认定原告注册号为某某某的某某商标为驰名商标”或者“本院将原告注册号为某某某的某某商标为驰名商标作为一个事实予以认定”之类的表述，而企业拿到有如此表述的判决书已经能够完全满足其驰名认定的目的，随之而来的就是大肆的广告宣扬和领取政府的奖励。要真正从司法角度尽量地避免企业单纯追求驰名商标认定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司法解释可以增加商标权利人不得以此开展广告宣传的规定。

3、关于“超级”驰名商标的规定与适用问题。驰名商标新司法解释第八条的目的在于减轻“超级”驰名商标权利人的举证责任，“超级”驰名商标的定义是在中国境内为社会公众广为知晓的商标，但是我们同时注意到，根据此条的规定和衡量标准，这些“超级”驰名商标所使用的商品或服务一般都是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产品，而一些较为专业、与人民生活关系不大的行业品牌，尽管它可能在行业内拥有极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但它仍然无法构成“超级”驰名商标，无法享受“超级”驰名商标的待遇；另外，此条规定“超级”驰名商标只要提供了驰名的基本证据的，人民法院就可以对该商标驰名的事实予以认定，但对于何种基本证据却未作具体的解释和规定，该商标之前被人民法院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认定驰名的证据是否属于“驰名的基本证据”？笔者注意到驰名商标司法解释第七条规定了“被诉侵犯商标权或者不正当竞争行为发生前，曾被人民法院或者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认定驰名的商标，被告对该商标驰名的事实不持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认定。”可见，司法解释对笔者所述的之前被人民法院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认定驰名的情况已经有另行规定，因此司法解释第八条中“驰名的基本证据”不应包含之前被人民法院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认定驰名的情况，这种“驰名的基本证据”还是应由权利人参照《商标法》第十四条和驰名商标认定司法解释第五条的标准来提供相应证据材料，至于具体证据材料的简繁程度，只能由法官在具体审判进行掌握。

4、关于以未注册驰名商标为由对抗商标侵权诉讼。驰名商标司法解释第六条规定：“原告以被诉商标的使用侵犯其注册商标专用权为由提起民事诉讼，被告以原告的注册商标复制、摹仿或者翻译其在先未注册驰名商标为由提出抗辩或者提起反诉的，应当对其在先未注册商标驰名的事实负举证责任。”这是司法解释首次对未注册驰名商标作出相应规定，我们来分析一下此解释的适用性问题。如果一家企业的商标能够达到驰名的程度，而它尚处于未注册状态，通常只有两种可能：一是该商标在注册过程中受到了阻碍，这种阻碍可能是来自多方面的，比如商标本身缺乏显著性而被驳回，比如陷入了漫长的异议、异议复审、商标行政诉讼程序中；二是该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过于淡漠，以至于自身的王牌商标都会被他人抢先注册。在第一种情况下，如果商标实际使用的企业自身无法将其注册成功，商标局当然也不会让他人在同样的商品以相同的商标注册成功，自然就不可能出现“原告以被诉商标的使用侵犯其注册商标专用权为由提起民事诉讼，被告以原告的注册商标复制、摹仿或者翻译其在先未注册驰名商标为由提出抗辩或者提起反诉”的情况了。因此司法解释的主要目的应该在于解决第二种情况，即企业的驰名商标被他人抢注，笔者认为，解决商标被抢注的问题最适用的法律规定应该是《商标法》第31条,即“申请商标……不得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他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这条规定能够很好地解决商标抢注问题，而不需要以驰名认定为条件。试想如果企业的商标被他人抢注，企业还需要证明其商标在被抢注之前已经构成了中国驰名商标，其难度可想而知。同时，上述司法解释只是简单的规定“应该对其在先未注册商标驰名的事实负举证责任”，但证据的时间性问题、证据的充分度问题均未提及，这无疑更增加了企业胜诉和法院适用此解释的难度。所以，笔者认为驰名商标司法解释第六条只是简单地扩大了人民法院认定驰名商标的案件适用范围，但其现实适用性将非常之低。

5、关于驰名商标司法认定的制假造假。应该说，此次驰名商标最新司法解释重要目的就是杜绝驰名商标司法认定的制假造假，而解释的具体规定也必将震慑和杜绝很大一部分还想依靠驰名商标司法认定来获取利益的群体，但同时仍有一部分人在暗自庆幸，因为驰名商标司法认定仍有寻租的空间，比如设计一个个体工商户，然后跨类使用商标权利人注册商标的案件就十分容易获得驰名认定。笔者认为，单独地限定驰名商标司法认定的适用范围尚不足以截断司法认定制假造假的源头，如果加上对案件当时人和证据进行严格的审查制度或将起到更好的效果。比如针对案件当事人是否存在真正的争议的情况，人民法院应该着重审查被告的主体情况、侵权行为的情况、其主观恶意、目的动机情况以及对抗诉讼的表现情况等等；在证据的审查方面，可以发挥人民法院主动调查搜集证据的权力，对当事人之间无争议的，也可以责令其提供有关证据或者主动收集有关证据，以严格的核实身份和事实的真实性。
　　当然，驰名商标司法认定的制假造假是一个复杂性的综合问题，单独从立法和司法层面上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驰名商标的认定还与各地政府的政策向导、市场经济的广告效应等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只有社会各界均以正确的态度来认识和对待驰名商标，才能从根本上规范驰名商标的司法认定问题。

杨明 四川泽坤律师事务所 QQ：57400415

试论农民工居住权保护

钱贵


　　一、农民工的居住现状
　　(一)农民工居住条件恶劣
　　改革开放30年来，已有大量农村劳动力流人城市，农民工在城市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独立社会群体，其居住方式也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城市社会经济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农民工与城市户籍人口相比，在居住条件上存在许多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住房条件简陋
　　据建设部统计，首先在人均占有面积上，2002年城镇人均住宅建筑面积为22平方米左右，每户平均住宅建筑面积达到70平方米，农民工人均住房面积只有城市居民的1.3，拥挤是其最大特征。许多房屋还承担着工作等其他用途，建筑结构不稳定。再从住房质量指数上看，农民工的住房质量指数远低于当地居民。上海市农民工的住房质量指数是0.53，当地居民是0.84，北京市农民工的住房质量指数是0，钙，当地居民是0.82。因此存在着～种不和谐的景观，即一边是建筑标准较高的市民公寓、市民别墅，人均居住面积70—100平方米，而另一边则是农民工聚居的拥挤破烂的窝棚拉。
　　2、居住设施简陋
　　在厨卫及饮水方面，住房内无厨房的农民工占了45.7%，户籍人口仅为3.O%。炊事以煤气为主的农民工占76.8%，户籍人口为98.4%，但使用煤炭和柴草等较落后方式的比例农民工为2.3%，户籍人口为0.8%。厕所能使用抽水式马桶的比例农民工为25.2%，户籍人口为89.3%。无洗澡设备的农民工也很普遍，占76.9%，户籍人口为17.2%。饮用自来水的比重相对较高，农民工占全部家庭户的92.5%，户籍人口为99.8%。据统计，北京的流动人口家庭户中有59.4%，住房内无厨房，82.3%无洗澡设备，66.8%，无厕所，若参照联合国关于居住条件的分类，北京至少有半数以上的流动人口生活在近似于贫民窟的住宅中。

　　3，住房支出昂贵
　　在住房费用上，流动人口租房费用高于户籍人口，租房费用主要集中在l 00至500元之间，占75.3%，而户籍人口的租房费用在100元以下的占55.5%，其次是100至500元，占39.7%。这说明流动人口只能以市场价格租赁房屋，而户籍人口的房租费低于市场价格，很显然获得了一定的福利补贴。在购房费用上，大部分流动人口的购房费用集中在10万至30万元之间，约占53.7%，而绝大多数的户籍人口购房费用都在10万元以下，约占80.3%。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城市居民可以低价购买经济适用房和房改房，而流动人口因受户口的限制不能享受这些优惠政策。

　　4文化生活贫乏
　　农民工也需要精神食粮的补充，丰富他们的业余生活。目前，各级政府都把“村村通广播电视”工程作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任务来抓，以确保党和政府的声音传人千家万户，丰富农民的业余生活。但是进城的农民工却因为流动频繁、经济条件差等原因而与这项文化工程“失之交臂”。不论是从三五成群的农民工在街上闲逛，还是从一些农民工挤在临街的小店看电视的情景，都不难看出他们精神生活的贫乏和对业余文化生活的渴望。
　　(二)农民工居住环境堪忧
　　1、在居住区位上，农民工郊区化居住特点明显大部分农民工因为房价等因素而在郊区居住。目前，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尚未成熟，城市人口的分布还具有中心城区密度高、郊区密度低的特点，因而，郊区土地及住房都相对便宜，从而成为农民工聚居的首选区位。例如，北京市1996—2000年5年内由外省来京的农民工人口中，有61.9%，居住在近郊区，28.8%，居住在远郊区县。从近几年的情况来看，北京、杭州、无锡、苏州的农民工在郊区居住的比率逐年上升而且占据了一个极大的比重，均达到60%以上。对于我国城市化不发达的今天而言，大量外来务工人员聚居在社会公共设施不完善的郊区，也必然使得他们根本享受不到城市的公共设施与服务，以及其他城市便利。
　　2、在居住方式上，农民工与城市文明隔离严重农民工的居住方式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村落型”聚居，即集中租住城市边缘地区，形成居区，第二种类型表现为集中居住在单位宿舍或一工棚，第三种类型是分散居住在城市家庭中或分散于城中租房居住。前两种类型的聚居区都具有封闭、独立、与城市文明接触不多、游离于城市主流社会之外的特征，因此完全受到城市居民的排斥，第三种类型也不代表他们融入了城市，相反他们心理上的漂泊感更强烈。
　　3、在居住分布上，农民工聚居区治安令人堪忧流动人口主要聚居于环境条件较差的“城中村”，这些场所一般位于城乡接合部，社会治安状况比较差。由于这些地区缺乏有效的管理，这些地区成为犯罪高发区域，不能很好地保障农民工的生命财产安全。另外，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在近一两年里表现出人口由中心城区向郊区迁移的特点，中心城区人口向郊区的迁移逐步提高了郊区的土地价格，因此进入大城市的农民工获得住房的成本逐渐增加，许多农民工开始倾向于选择非法住宅。非法住宅常被称作“边缘住宅”，这类住宅所形成的聚集区常常是缺乏管理与服务的，汇集三教九流，容易成为藏污纳垢、滋生犯罪的场所。
　　二、立法保护农民工居住权
　　(一)居住权立法之必要性
　　居住权是公民的最低生活保障，是公民生存的基础，主要是指公民有获得适当居住条件的权利，其作为一项重要人权在性质上应属于公民的宪法基本权利。公民享有居住权意味着国家必须积极地提供和保障公民享有居住的机会和条件，它是一项积极的社会权利。
　　首先，保障居住权是国家义务。居住权的实现要受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自然资源状况、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文化背景以及个人、家庭收入等条件的制约，特别是对于低收入而又没有占有更多资源的人而言，实现居住权在客观上具有很大的难度。因此，仅仅依凭权利主体自身的努力并不能完全实现居住权，政府应该依法通过运用公共权力对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给予中低收入群体以特别的物质保障，或者运用公共权力，通过创造条件、排除妨碍等方式，给予中低收入群体以特别的精神、道义保障，或者双管齐下，两者兼而有之。从这个角度而言，居住权是居民的权利，对于国家来说则是一项义务。
　　其次，确立居住权有利于缓解社会矛盾。当前由于中低收入群体的生活贫困化。同时也由于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而造成的贫困和中低收入群体相对剥夺感的不断增强，他们最先也最强烈地感受到了社会改革和社会发展的成本与代价。现阶段我国一些地方中低收入群体集体上访、堵交通、围攻政府等现象的不断出现，说明解决社会中低收人群体问题，事实上已经成了改革过程中不容回避的问题。而在城市中低收入者中，农民工这个特殊的群体占了很大的比例，他们的居住问题在当前显得尤为重要，农民工住宅问题如若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则势必会影响我国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
　　(二)确立居住权宪法权利地位
　　宪法上的居住权和民法上的居住权的内涵大相径庭，即宪法上的居住权是国家提供必要的房屋供公民占有使用，目的是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活需要。民法上的居住权是公民对自己或他人的房屋享有占有使用的权利，主要是解决具有某种血缘关系、长期共同生活关系或者其他特殊关系的公民之间对房屋的占有使用的权利的问题。要从根本上保证人民的居住权，最直揍、最有效的保障方法就是把居住权写进宪法。
　　首先，居住权是公民生存的基础。它与公民生活密切相关，在公民权利体系中居重要地位。我国宪法和现行法律尚无关于居住权的规定。而现实生活中征地拆迁等造成公民居无定所的事件司空见惯。社会弱势群体无力负担昂贵的房价，缺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问题日趋严重。确立公民居住权宪法地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其次，确立居住权的宪法地位是权利发展的必然趋势。居住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已得到很多国家宪法的认可。居住权与公民生活密切相关，是人类生存和发展不可缺少的物质条件，亦应该作为一项基本人权成为公民重要的社会权利。到现代社会，人口日益增多，土地资源紧张，房价居高不下，严重地影响和制约了公民的生存与发展，居住权在公民的社会权利中的地位日益凸显，是公民生存发展的重要基础条件。居住权已经成为公民重要的必不可少的权利，是公民享有其他权利的基础和条件。

　　三、制度保障农民工居住权
　　随着我国工业化的速度不断加快，更多的农民工会继续转移到城市，各省市纷纷出台“城中村改造”、“政府廉租房”等政策解决农民工的住房问题，但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除了确立居住权宪法权利，还必须从制度上保证农民工的居住权，帮助他们实现从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变。
　　(一)建立统一的户籍制度
　　现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是构建我国“平等国民待遇”的最大的制度障碍，也是造成农民工各种社会问题的根源。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居住保障的问题，让进城农民工享有市民待遇，就必须从我国的现状出发，从源头抓起，彻底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全新的一元户籍制度，根本改变“同居一城，群体隔离”的局面，这样才能消除长期存在的二元体制，确保社会制度公正旧。
　　所谓一元制模式，是指取消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两种户口类型，实行全国城乡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户口，切断社会待遇与户籍之间的联系，恢复户籍的本来面目。在当今中国的现实条件下，一元制优于二元制。首先，从公民权益的维度来看，一元制优于二元制。社会主义社会追求人们权利与义务的平等，但是，二元制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传统户籍制度造成的事实上的不平等。与二元制不同，一元制则实现了户口面前人人平等。人们获取利益的大小，不再取决于户口的等级，而是取决于个人的努力。其次，从经济发展的维度来看，一元制同样优于二元制。二元制模式一方面阻碍了城市化的进程，另一方面也制约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状态。
　　当前，我国各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不同，户籍制度改革所面对的条件也不同。因此，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阶段，可以有不同的选择。要审时度势，因地制宜，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允许各地实行不同的方式改革户籍制度，以最终实现一元户籍制度的目标旧。
　　(二)完善居住权配套法律制度
　　农民工作为城市里的弱势群体，由于社会地位较低，当自己的居住权益受到侵害时，不知如何保护。他们几乎没有任何资本同雇佣方讨价还价，更别期望雇佣方会重视解决他们的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住房了。这时就需要政府出面，通过国家和地方法律制度来保障和维护他们的居住权益。而我国自1998年以来，政府虽然颁布了许多经济适用房、廉租房方面的管理办法，如《关于大力发展经济适用房的若干意见》、《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管理办法》等，但这些都是依靠行政手段进行保障的，立法方面的保障极为匮乏。而且，这些管理办法无一例外都是针对城镇居民的，几乎没有涉及流动人口的住房问题。为此，我们应该加强流动人口住房保障的立法工作，用法律的武器来保障他们的居住权益。
　　此外，有了相关的法律条文以及规章制度，还需要相关的政府机构来监督实行。经验表明，没有强有力的执法机构，即便立了法，作用也不大。为了保障流动人口的住房政策的顺利执行，有必要建立专门的运作机构，负责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其主要职能是，根据城市的总体规划和住房发展规划，制定针对城市内的流动人口住房发展规划，制定解决流动人口住房问题的各种规章制度、政策和措施，组织协调政府相关部门展开解决流动人口住房问题的各项工作等。


北安市人民法院 钱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