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后刑诉法第46条规定:“辩护律师对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的有关情况和信息，有权予以保密。但是，辩护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委托人或者其他人，准备或者正在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严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的，应当及时告知司法机关。”实践中，非律师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与辩护律师的作用并无太多差异，但修改后刑诉法对其是否适用保密权及相关规定没有明确。笔者认为，明确非律师辩护人和诉讼代理人应当适用保密权的相关规定，在实践中有其必要性。

一、非律师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身份与职责。

辩护律师、非律师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三者的身份和职责虽然有一定的差别，但在具体适用保密权规定方面具有一致性。修改后刑诉法第32条规定:“……下列的人可以被委托为辩护人:(一)律师;(二)人民团体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单位推荐的人;(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亲友……”，修改后刑诉法第45条对诉讼代理人的范围作了“委托诉讼代理人，参照本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执行”的规定。在这三类人中，除律师和人民团体推荐的以外，均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极大的关系，他们作为普通公民时，就有更多作证、举报的可能，而同时又作为非律师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却没有辩护律师所享有的“辩护律师对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的有关情况和信息，有权予以保密……”之权利。

可以看出非律师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既是普通公民，但他们又不同于普通公民，在履行委托义务时，与律师身份的辩护人有相似的职责。

二、非律师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与辩护律师在进入刑事诉讼活动时间上的不同，不能影响对犯罪信息的获取。

修改后刑诉法第33条明确规定，辩护律师进入时间是“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修改后刑诉法第35条至第41条对辩护律师与其他辩护人的权限、作用作了规定。修改后刑诉法第44条对诉讼代理人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进入时间作了规定:“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自诉案件……有权随时委托诉讼代理人。”犯罪嫌疑人是在侦查阶段的称谓，而被告人是审判阶段的称谓。从三者的进入时间和权限看，辩护律师进入时间较早，权限更大。这是否意味着只有在侦查阶段，委托人或者其他人才有可能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严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笔者认为，委托人或者其他人容易或者不容易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严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的区别，重点在于是否被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其他人在没有被羁押时，实施其他犯罪的可能性较大;在被羁押后，实施其他犯罪的可能性较小。值得注意的是，有的犯罪嫌疑人虽然被羁押，但其同伙仍然有实施重大犯罪的可能。应当说，在公诉案件的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或者是自诉案件的起诉、审判阶段，非律师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仍可以获取委托人或者其他人，准备或者正在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严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信息。

三、非律师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在履行委托义务时，应当享有保密权利，履行告知义务。

无论是律师还是非律师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作为普通公民的一员，均负有举报犯罪事实或犯罪嫌疑人的义务。同时也得出一个结论:辩护律师与非律师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身份，及其在进入刑事诉讼活动的时间上的区别，不是影响其知晓委托人或者其他人是否容易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严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的直接因素。相反，可以证明“知悉委托人或者其他人，准备或者正在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严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的，应当及时告知司法机关”应当同样适用于非律师辩护人和诉讼代理人。

非律师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是普通公民，又不同于普通公民。他们在履行委托义务过程中，仍然会遇到刑诉法修改前律师面对的那种尴尬。各国律师保密特权规则的适用主体涵盖面较广，不仅承办案件律师、助理人员、实习人员等凡因执业而了解秘密的人员也负有保密的义务。既然要求“了解秘密的人员”都要保密，就必须有他们履行保密义务的权利规定，才能保障他们的辩护、代理职权的正确、及时、公平地行使。综上，修改后刑诉法对于辩护律师“有权予以保密”的权利规定，以及“应当及时告知司法机关”的义务性规定，也应当适用于非律师辩护人和诉讼代理人。当然，这还需要在贯彻修改后刑诉法的司法解释等规定中进一步明确。

(作者为四川省宜宾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论民商事法律在刑事审判中的适用


在刑事审判的司法实践中，除了在人身伤亡的案件的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中，经常援引《民法通则》第119条作为民事赔偿的依据外，在其他的刑事案件中，则很少运用涉及到的民事法律规定解析案件。那么，在刑事审判中，人民法院能否适用民事法律？如果能适用，又将在一个怎样的幅度内适用，本文就旨在对该问题进行探讨。　

　　一、民事法律应当在刑事审判中予以适用　

　　（一）既独立又从属的刑民法关系是在刑事审判适用民事法律的法理依据　

　　民事法律能否在刑事审判中予以适用？要释清这一问题，我们首先要跳出部门法规定的窠臼，从刑法和民法这两个法之间的关系的视角予以分析。　

　　民法和刑法在法律体系中都属于实体部门法，民法旨在解决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纠纷，对私权利进行救济，它仅调整和保护财产关系以及部分与财产有关的人身关系，因此，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具有特定性；刑法的目的是预防和制裁犯罪，它调整人身、经济、财产、婚姻家庭等诸多方面的社会关系，而不局限于某一特定的调整对象，较之民法，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更为宽泛。刑民法以上的区别，体现了二者之间的独立性。　

　　而刑法在区别于民法的独立性基础之外，二者之间的关系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刑法对民法的从属性。这种从属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在规范层面上，实体法依据功能区分，分为调整型和保护型两种。民法属于调整型实体法，这类实体法主要是由行为规范构成的，其特点在于，建立权利与义务的规范体系，指引人们实施肯定性行为，而不实施否定性行为；刑法则属于保护型实体法，这类实体法是由裁判规范构成的实体法，其特点在于，建立假定及制裁的规范体系，而非建立行为模型体系。当然，裁判规范也会对人们的行为起到间接调整作用，不过它的调整却是通过威慑。那么，从这一点而言，我们可以看出“刑法本身并不创立新的义务，而只是对其他法律分支体系中已经确立的权利给予更有力的认可或制裁”。 可见，民法规范规定的是权利与义务，而刑法规范则规定了一定条件下人们违反这些权利义务所应承担的责任，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法律逻辑过程。因此当民法将一种行为规定为合法行为时，法律的逻辑过程就到此结束，刑法不得再对民法认可的行为给与刑事制裁。　

　　其次，在价值层面上，刑法与民法具有内在一致性。民法注重公平与效率，而一个好的刑法必然是能够促进公平和效率的实现和最大化的刑法。因此，民法所保护的利益，也必然是刑法所保护的利益。　

　　第三，从适用层面上，刑法具有最后性和补充性。由于刑法的制裁是最严厉的，所以只有当民法对某种违法行为的处理不足以保护或抑制某种特定法益时，才能启用刑法制裁。　

　　基于以上的对刑民法关系的分析，可见在刑事审判中正确适用民事法律是确保刑、民法在保护方向上一致性、协调性所必需的，在法理上是可行的。据此，我们也有理由认为那种认为“民法上受保护、刑法上却构成犯罪”的刑民法律冲突是不存在的，这种错误的认识正是基于对民刑法关系的不了解造成的。　

　　（二）我国的诉讼实践决定了需要在刑事审判中运用民事法律　

　　第一，大量刑民交叉的案件存在刑民界定的问题。　

　　随着社会的发展，刑民交叉的案件也越来越多。所谓刑民交叉案件，是指当事人的某一行为同时符合民事法律关系构成要素和刑事犯罪构成要件的情况。这种案件在实践中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　

　　1、刑事犯罪与一般民事侵权行为交叉。一般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为有损害的事实、行为违法、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有过错，而这与我国刑法规定的某些犯罪的主观要件与客观要件在主观与客观等基本要素方面并无太大差异，因此，两者之间就容易发生交叉。　

　　2、刑事犯罪与民事违约行为交叉。违约行为是合同当事人违反合同债务的行为。我国刑法规定的某些犯罪在客观方面的要件有时与民事违约行为的外表形态彼此吻合，在一定条件下，两者可以发生交叉。　

　　3、刑事犯罪与不当得利、无因管理的交叉。不当得利是没有合法的根据取得利益而造成他人损害的法律事实，其与刑事犯罪的交叉比例是很大的。无因管理是没有法律规定或约定的义务而为他人管理事务。刑事犯罪与无因管理的交叉，主要是指行为人违反被管理人意思的不适法无因管理与侵占罪构成要件的交叉。　

　　4、刑事犯罪与民事合法行为的交叉。在比较特殊的情况下，民事合法行为也可能与刑事犯罪在形式上发生交叉。　

　　司法实践中，很多人都在讨论对这种案件在程序上是采取“先民后刑”还是“先刑后民 ”的问题，本文无意讨论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只要这些刑民交叉的案件，如果已经进入了刑事程序，就只存在刑民界定的问题了，即判断这一行为是否已经超出了民事违法的“量”的积累，已质变为刑事犯罪。而最终确定这些刑民交叉行为的性质就需要我们在刑事审判中运用民事法律予以分析、解决，这种必需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因素：　

　　首先，任何一个刑民交叉案件都是以民事关系的存在为基础的，因此，许多问题都需要运用民事法律和民法的理论知识予以认定。　

　　其次，在界定刑民交叉案件的性质中，运用民事法律，可以根据民法理论分析刑民交叉案件中内含的民事关系是否可以成为相关犯罪构成要件的基础。如果民事关系的构成要素能够支撑犯罪成立的要件，两者之间具有“对应性”；反之，则具有“非对应性”。所以，在刑事审判中运用民事法律的目的，就是从民法角度审查民事关系诸要素与刑事犯罪构成诸要件之间是否具有“对应性”，即“对应性”审查。当彼引不具有对应关系时，即可判断该起刑民交叉案件纯属民事案件，只有在彼此对的情况下，才可进一步考虑刑民交叉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　

　　第二，在刑事诉讼中存在一些非实体性质的问题，需要运用民事法律先行解决后，才能进行刑事上的裁断。　

　　以侵犯财产权的刑事案件为例，在刑事审判中首先要用民法的规定确定侵犯的对象的权属，才能确定行为人在刑事上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构成何种犯罪，如李某贪污案。李某系甲机关的负责人，因企业改组等原因，该机关持有乙公司法人股59.4万股，甲机关则约定将这些股权转让给非国有的丙公司，并收受了丙公司的转让金，但未办理股权转让登记手续。后甲机关与丁公司又签订了这些股权转让的协议，约定将59.4 万股以每股2.8元，共计166万元的价格转让，但转让协议中只签66万元，另100万元不签入协议，而是提现金给为股权转让出了力的李某等人。后两单位完成了股权转让登记等手续，李某分得了60万元。该案一审判决认定李某构成受贿罪，二审改判为贪污罪，而辩护人认为构成职务侵占罪。正确认定该案的关键在于确认这59.4万股法人股的权属以及未写入转让合同中的100万元的性质和归属，关于这两个问题，我们运用民商事法律来分析判断，就迎刃而解了。首先，根据公司法规定，办理过户手续是记名股票转让生效的必要条件，因此，甲机关虽接受了乙公司的转让金，但因未办理过户手续，59.4万股的股权仍属于甲机关；而100万元实质上是股权转让价款中的一部分，是59.4万股股权产生的收益，因此这100万元的所有权也应该与59.4万股股权的权属相同，都属于甲机关。所以，李某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勾结他人侵吞本单位所有的股权转让款，其行为构成贪污罪。　

　　事实上，在我国的诉讼实践中，既没有用民事程序中止刑事案件的先例，也从来不存在通过民事立案的方式，对财产权确权后再进行刑事审判的案例，故此，应在同一诉讼程序中解决与该犯罪事实有关的问题，这样才能确保制度的协调，否则将破坏国家基本的诉讼制度。　

　　二、在刑事审判中适用民事法律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