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再思考
薛江武

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取与舍
　　调解是我国民事诉讼中最具特色的处理民事纠纷的传统方式，曾经得到西方国家的肯定并被誉为“东方经验”而加以学习借鉴。然而在审判方式改革不断深化的今天，有的法院提出“强化审判、弱化调解”的改革思路，片面强调快审快结和当庭宣判率，重判决与轻调解的倾向已经显露。法官在审案中注重的是公开、公正、高效，和风细雨、耐心细致的调解工作逐渐被忽略，民事诉讼调解率大幅度下降，而高判决率所引起的上诉多、申诉多、执行难等问题不仅使法院工作陷于负重与被动，同时也增加了当事人对法院工作方式简单化、办案社会效果差的不满情绪，这个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从现代世界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趋势看，为克服诉讼迟延、法律职业工作者人数跟不上实际需要、诉讼费昂贵等弊端，和解或调解作为解决民事纠纷的机制，无论在大陆法系还是普通法系、无论在西方国家还是东方国家、无论在立法层面还是司法层面，都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对和解或调解制度的完善也处于不断成熟之中。据了解，有“诉讼王国”之称的美国，95％的民事案件经过和解在法院内附设的强制仲裁或调解等所谓代替诉讼解决纠纷程序得到解决，只有不到5％的案件才进入法庭审理阶段；日本通过调停解决的案件占总数的53％到54％，诉讼中经和解解决的案件达35％；德国的和解率最低，其案件总数的75％是通过判决解决的。虽然各国的和解、调解缺席并非完全相同，但通过协商解决纠纷、降低当事人诉讼成本和减轻法院案件过多的负担是各国法律设立调解制度的本意所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我国的民事权益之争日趋复杂化、多样化，以调解的方式妥善处理各类纠纷案件，对于化解社会矛盾、快速调节经济关系，预防和减少诉讼，增强人民内部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具有判决结案方式所不可替代的优越性。因此，在深入法院改革的过程中，我们仍应提倡多做调解工作，以调解的方式解决各类民事纠纷，同时注重对调解机制的改革与完善，而不是对其弱化或忽视。
我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存在的不足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8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它确定了法院调解民事案件的三个基本原则：第一，自愿原则；第二，合法原则；第三，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原则。对于前两项原则应无异议，但对第三项调解原则，笔者以为值得商榷。
　　调解的本意是调和解决纠纷，包括对某些界限不清的事实、责任，含糊不究，互谅互让，以达到解决纠纷不伤和气的目的。民事纠纷属私权的范畴，在不违反法律基本原则的情况下，法院应当尊重当事人的选择、允许其自由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因为，如果案件当事人自愿调解，不要求查清事实，法院有什么必要一定要坚持查明事实、分清责任呢?许多案件在庭前调解，案件本身没有开庭查证，怎么查清事实、分清责任?在没有查清事实、分清责任的情况下，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说明当事人自行处分了自己的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法院或法官没有必要依职权干预当事人的处分权。司法实践中大多调解案件都是在“和稀泥”的情况下达成协议，如果查明了事实，分清了是非，有理方让步的可能性反而更小。调解与判决二者手段不同，程序不同，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范围也不同，把查明事实、分清责任作为诉讼调解的基本原则，显然限制了调解作用的发挥，客观上也可能拖延调解结案的时间。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91条规定，赋予诉讼当事人在调解书送达之前的反悔权，也就是说在法官的主持下，当事人在诉讼中达成的调解协议对当事人双方并无约束力，调解书送达时，当事人任何一方无需任何理由均可以反悔。无论从法理上推敲还是从司法实践运行的效果而言，赋予当事人反悔权是对当事人处分权的一种放纵，它违背了诉讼效益原则，不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和维护法律权威，也使那些恶意拖延诉讼的当事人有空可钻。我国《合同法》规定，当事人采用书面形式订立的协议，自当事人签字或盖章时合同成立，依法成立的合同即具有法律效力，合同各方应当遵照履行。当事人自行达成的协议尚且如此，何故在法院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可以出尔反尔呢?诉讼调解是一项严肃的司法行为，在法官的主持下当事人之间就权利义务关系达成调解协议，应视为对争议双方权利义务的一种处分，送达仅仅是满足程序上的一种需要，不应作为实体处分生效的必备条件。无限制的反悔权容易助长当事人在诉讼调解过程中的草率行为，客观上也损害了另一方当事人的利益，造成法院人力物力的浪费。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9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这一原则，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能够调解的应当尽可能调解，对调解工作应持积极态度；二是调解必须坚持自愿合法原则。在积极调解和尊重当事人意思表示的指导思想下，我国民诉法对调解的适用范围、组织形式、步骤方式都作了较为宽泛的规定。但现行调解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已显现出不科学、不合理之处。
　　一、调解无审级限制。只要当事人自愿，不管是一审、二审还是再审，任何审判阶段都可以依法进行调解。从表面上看，这是对当事人诉权的保护，也是鼓励用调解的方式平息纷争，促使各方友好相处。但实质上无审级限制的调解掩盖了这样一个矛盾，当判决结果对双方当事人都不利时，当事人往往通过调解来修正判判对他们带来的不利后果。这种修正在合同无效及合同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涉及追缴的判决中更为常见。当事人合意推翻一审或已生效的判决(尤其是公正判决)，损害了法院判决的权威性。因为法律设置二审、再审程序的目的是纠正一审或已生效裁判的错误，不是为了给当事人再提供一次调解的机会。从审级分工职能要求而言，只要一审或已生效裁判实体正确，程序合法，就应当驳回上诉或申诉，这是二审或再审对一审或已生效裁判的应有态度，也是严肃执法和维护法制统一的必然要求。至于当事人之间自愿就债权债务数额多少进行调整，可在执行程序中通过和解程序解决。
　　二、调解程序启动的随意性。由于我国法律对调解权的行使和调解程序的启动缺乏明确的规定，承办法官与合议庭认为必要时可以随时组织当事人调解，也就是说：不管当事人是否同意，案件办到哪里，承办法官的调解工作可以做到哪里，由于超职权主义色彩的渗入，法官启动调解程序的随意性较大，造成诉讼调解中法官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过于突出，双方当事人诉讼权利受到一定压制，当事人自由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的诉讼权受到侵害，同时也为“强制调解”、“恣意性调解”留下了广泛的空间，失去法院调解所具有的独特的公正价值。
　　三、调审合二为一。我国法院调解实行的是调审结合模式，即调解与审判相互结合，调解和审判可以动态转换、交互运行，这种调解模式和运转机制有避免重复劳动、提高审判效率的优势，但从另一角度看，调审结合的调解模式在实践中必然引起调解和审判二者价值的矛盾与冲突。由于调解人员具有双重身份及地位上的优势，以合意为基础的调解常常演变为法官主持引导下的强制性调解，并直接给当事人形成心理上的压力，导致调解功能的扩张和审判功能的萎缩。调解作为审判权的运行方式，会妨碍审判功能的正常发挥；审判权介入调解，则会影响当事人自由合意的形成，造成“合意的贫困化”。
　　四、恶意调解缺乏制约措施。法院对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是否合法负有当然的审查义务，但相当多的情况下调解是由当事人自行协商形成一致意见后，再到法院来走程序，有的案件当事人恶意串通，为逃避他人债务以诉讼调解的方式转移财产、规避法律责任，较为常见的有调解假离婚、假抵债、假清偿，这类案件的调解，往往是事后才发现调解目的恶意并损害了其他债权人的利益。我国法律对这种调解行为缺乏相应的预防和补救措施。
　　综上，我国现行调解制度虽几经修改，但在审判实践中已显现出许多不足，与市场经济的要求及审判体制高效运转的需要还存在一定的差距，改良法院调解制度已成为法律工作者的一项紧迫任务。
完善我国调解制度的构想
　　改革和完善民事诉讼调解制度，要坚持发扬司法优良传统，健全法院调解机制，提高诉讼调解功效原则，同时借鉴参考世界各国有关和解、调解制度方面的有益经验，使我们的民事诉讼调解制度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相适应。具体修正与完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一、在调解程序中，弱化职权主义色彩，强化当事人对诉讼的支配权。法院调解的本质特征是双方当事人自由合意，调解程序的启动和调解协议的内容应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合意。这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案件审理的方式是调解还是判决，应当由当事人自由选择，只有在当事人各方均表示同意调解的情况下，法官才能启动调解程序，当事人未要求调解或有一方当事人拒绝调解时，法官无权主动召集当事人调解，而应当进行判决。第二，调解方案应由当事人及其代理人提出，并在完全自由的合意中运行。法官不得主动提出调解方案，法官的职责是作为中立人，确保协议过程中各方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能自由地表达真实意思，并通过参与调解过程，引导当事人在合法的原则下达成调解协议，敦促调解的进程与成功。为避免当事人拖延诉讼，无休止调解，可考虑设置调解期限，在法定期限内未能达成调解协议的，法官有权决定进入判决程序。
　　二、实行“调审分离”，法官职能分工进一步具体化。调解主持人和判决主审人合二为一，承办案件法官双重角色是形成“强制调解”的主要原因，法官在判决前频繁接触当事人以及当事人对法官提出的调解意见的接纳态度，在可能通过法官的情感因素直接影响判决结果的公正性，因此，西方国家法官职能分工具体化的做法值得借鉴和思考。英美民事诉讼程序的特点之一，是把整个诉讼过程分为审前程序和审判程序两个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阶段，负责调查、和解、对审前程序管理官与负责开庭、裁判的法官分而设之，有的法院还设有专事和解的法官，以此避免审判法官因开庭前与当事人接触而产生的先入为主与偏见，保证裁判的公平、公正。这种做法在我国法院体制改革过程中已被一些法院参照采用，并根据法官职能把法官分为准备法官和庭审法官。准备法官负责开庭审理前的送达、调查、保全、收集证据、调解等庭前准备工作，不再拥有审判权；庭审法官则负责案件的审理，不再参与庭前活动。实践证明，法官职能的细化有效地防止了审判法官不公不廉行为的发生，保证了法院调解时当事人的合意免受审判权的干涉，有利于调解功能的发挥。
　　三、缩小调解适用范围，维护判决权威，提高二审、再审的办案效率。调解的适用范围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适用案件范围，二是适用阶段范围。就前者而言，应当摒弃毫无限制地将所有民事诉讼案件都纳入调解范围的做法，适当控制诉讼当事人行使调解权的案件范围，下列案件应考虑排除在法院调解之外：(一)适用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破产还债程度的案件；(二)民事行为无效应当给予追缴或民事制裁的案件；(三)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合法利益，受害人未参与诉讼的案件；(四)以当事人无处分权为标的案件。在适用阶段上，笔者主张法院调解应限于一审判决之前，在其它诉讼阶段不宜再启动调解程序，这有利于防止当事人诉讼权利滥用，节约诉讼成本，也有利于杜绝法官不适当行使职权，维护公正判决的权威，使当事人认真对待和重视一审程序，发挥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应有作用。
　　四、取消反悔权，明确规定调解无效的标准。如前所述，反悔权有损法院调解的权威性，也徒增法院工作负担，造成无效劳动之后果。建议法律明确规定，在法官的主持下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一经签字即视为调解成立，任何一方当事人不得提出反悔。法院制作的调解书一经送达当事人，调解协议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不履行调解协议可以强制执行。但是，为弥补可能发生的错误调解所造成的不公后果，应当考虑建立调解无效确认制度。法院调解无效确认之标准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一)有充分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有欺诈、胁迫行为，直接影响另一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达，调解协议的履行对被欺诈、胁迫方明显不公；(二)调解程序违法或法官违反审判纪律直接影响调解内容实体不公；(三)当事人恶意串通，非法行使处分权，直接损害第三人合法利益；且无法补救第三人损失的；(四)调解协议违反法律原则或禁止性规定的。
　　五、为鼓励调解，减轻当事人负担，可以考虑对调解结案的民事案件，减半收取诉讼费。
　　(作者单位：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中国政府 日本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提供一九九六年度日本贷款的换文


（签订日期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２４日 生效日期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２４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唐家璇先生阁下：
　　阁下：
　　我谨确认，日本国政府代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最近就有关旨在增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稳定和促进经济现代化的努力而提供的日本国贷款，达成如下谅解：

　一、（一）根据日本国的有关法律和规章，海外经济协力基金（以下简称“基金”），将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供不超过一千七百零五亿一千一百万日元（１７０，５１１，０００，０００）数额的日元贷款（以下简称“贷款”），以便按照所附项目表（以下简称“项目表”）规定的每个项目的金额实施项目表开列的各个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授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以下简称“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受“贷款”并与“基金”签订贷款协议。
　　（二）“贷款”将依照一九九三年六月二十五日日本国政府发表的“对发展中国家资金合作计划”第二款第二项予以提供。

　二、（一）“贷款”将根据“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和“基金”就第一款第（一）项提到的每个项目所签订的贷款协议予以提供。“贷款”的条件及其使用程序将受上述贷款协议的制约。这些协议将特别包括以下原则：
　　１、偿还期为十（１０）年宽限期之后的二十（２０）年；
　　２、项目表中提到的第１至第１４项目的年利率为百分之二点三（２．３％）。项目表中提到的第１５至２２项目（环境项目）的年利率为百分之二点一（２．１％）。
　　３、项目表中提到的第１６至１８项目的支付期为从有关贷款协议生效之日起七（７）年，项目表中提到的第１至１５和１９至２２项目的支付期为从有关贷款协议生效之日起五（５）年。
　　（二）上述第（一）项中提到的各项贷款协议，将在“基金”对同贷款协议有关的项目认为实际可行（包括对环境的考虑）后，予以缔结。
　　（三）上述第（一）项第３目中提到的支付期，经两国政府有关当局同意可予延长。

　三、（一）“贷款”将为中国的执行机构根据他们同有资格来源国的供应厂商、承包商和（或）顾问为了实施第一款第（一）项提到的项目所需要购买产品和（或）服务而已经签订或可能签订的合同，向这些厂商、承包商和（或）顾问支付而提供，但此项购买是以在有资格来源国里为采购该国生产的产品，和（或）从这些国家提供服务者为限。
　　（二）项目表中提到的第１２项目的贷款以及项目表中提到的第２１和２２项目的一部分贷款是将用于支付中国进出口银行为实施这些项目提供给用款人的贷款。
　　（三）上述第（一）项提到的有资格来源国的范围将由两国政府的有关当局达成协议。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采取必要措施，按照“基金”关于采购的指导原则购得上述第三款第（一）项提到的产品和（或）服务。这些原则特别规定了应予遵循的国际投标手续，但不能适用或不适合者除外。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免除：
　　（一）“基金”对关于“贷款”和由此产生的利息而由中国征收的财政税捐或税款；和
　　（二）作为承包商或顾问的日本国公司，为实施第一款第（一）项提到的项目需要带入和带出他们自备的施工设备，而由中国征收的关税和有关的财政收费。

　六、根据“贷款”有关供应产品和（或）提供服务而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作的日本国国民，为执行其工作而进入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留，将给予必要方便。

　七、关于根据“贷款”购买的产品的海上运输问题，两国政府将按照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在东京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海运协定，和一九七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两国政府关于为协商海运服务而建立民间组织和其它有关事宜的换文，鼓励在该换文中提到的两国海运公司组织间进行顺利和适时的协商。

　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采取必要措施以确保：
　　（一）“贷款”的使用仅限于适当实施项目表中提到的各个项目。
　　（二）按照这项谅解所述的目的，适当而有效地维持和使用根据“贷款”建设的设施。

　九、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根据请求，向日本国政府提供在第一款第（一）项中提到的项目的有关进展情况的消息。

　十、两国政府将随时共同检查“贷款”的实施进展情况，以及采取必要的措施，以确保“贷款”的顺利和有效的使用，并就上述谅解可能产生的任何问题或者有关事项另外进行相互磋商。
　　如蒙阁下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确认以上谅解，我将不胜感激。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日本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
　　　　　　　　　　　　　　　　　　　　　　　　　　佐藤嘉恭（签字）
　　　　　　　　　　　　　　　　　　　　　　　　　　　　特命全权大使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于北京
　　项目表　　　　　　　　　　　（限额）
　　１、首都国际机场扩建（Ⅲ）　八十四亿五千九百万日元
　　２、西安－安康铁路（Ⅱ）　二十五亿二千六百万日元
　　３、朔黄铁路（Ⅱ）　一百二十二亿四千五百万日元
　　４、贵阳－娄底铁路　一百二十九亿三千二百万日元
　　５、新疆乌鲁木齐机场扩建　四十八亿九千万日元
　　６、兰州中川机场扩建　六十三亿三千八百万日元
　　７、青岛港前湾二期　二十七亿日元
　　８、贵阳－新寨公路　一百四十九亿六千八百万日元
　　９、广州－北海－昆明－成都光缆干线　五十三亿四千九百万日元
　　１０、兰州－西宁－拉萨光缆干线　三十亿四千六百万日元
　　１１、青海、甘肃、新疆、宁夏、内蒙、贵州电话　一百五十亿零三百万日元
　　１２、黑龙江三江平原商品粮基地　一百四十九亿一千万日元
　　１３、黑龙江三江平原龙头桥水库　三十亿日元
　　１４、辽宁白石水库　八十亿日元
　　１５、呼和浩特供水工程　五十四亿四千六百万日元
　　１６、北京水源九厂三期工程　一百四十六亿八千万日元
　　１７、贵阳市西郊水厂工程　五十五亿日元
　　１８、广东湛江供水工程　五十五亿一千九百万日元
　　１９、兰州市环境综合治理　七十七亿日元
　　２０、沈阳大气污染治理　五十亿日元
　　２１、内蒙古呼和浩特、包头市大气污染治理　一百亿日元
　　２２、柳州酸雨治理　二十三亿日元
　　总额　一千七百零五亿一千一百万日元
　　（中方复照）日本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佐藤嘉恭先生阁下阁下：
　　我谨收到阁下今日的照会，内容如下：
　　（日方来照略）
　　我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确认阁下照会中提出的谅解。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
　　　　　　　　　　　　　　　　　　　　　　　　　唐家璇（签字）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于北京
　附件一：　　　　　　　关于换文文本的协议

　　（日方来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唐家璇先生阁下阁下：
　　我谨就今天有关旨在增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稳定和促进经济现代化的努力而提供的日本国贷款的换文，代表日本国政府建议：上述用日文、中文和英文写成的换文，如果在解释上发生分歧，应以英文本为准。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日本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
　　　　　　　　　　　　　　　　　　　　　　　　　　佐藤嘉恭（签字）
　　　　　　　　　　　　　　　　　　　　　　　　　　　特命全权大使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于北京
　　（中方复照）日本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佐藤嘉恭先生阁下
阁下：
　　我谨收到阁下今日的来照，内容如下：
　　（日方来照略）
　　我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阁下来照中提出的建议。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
　　　　　　　　　　　　　　　　　　　　　　　　　　唐家璇（签字）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于北京
　附件二：　　　　　关于有资格来源国问题的协议
　　　　　　　　　　　　　　　（日方来照）
　　　　　　　　　　　　　（第９６／１９５号）

　　日本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致意，并谨提及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有关旨在增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稳定和促进经济现代化努力而提供的日本国贷款的换文第三款第（三）项。
　　日本大使馆谨代表日本国政府提出如下建议：
　　根据上述换文第一部分项目贷款采购的产品和（或）服务，该换文第三款第（三）项中所提到的有资格来源国为所有国家和地区。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日本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印）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于北京
　　　　　　　　　　　　　　　（中方复照）
　　　　　　　　　　　（〔９６〕部条字第１０７４号）

日本国驻华大使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向日本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致意并谨通知收到大使馆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的第９６１９５号普通照会。
　　外交部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确认，上述普通照会中提出的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可以接受的。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印）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于北京

　　　　　　　　　　　　　会谈纪要（译文）

　　中国代表团的代表和日本代表团的代表就今天有关旨在增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稳定和促进经济现代化的努力而提供的日本国贷款的换文纪要如下：
　　关于上述换文提到的贷款项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采购的筹款方式，将适用下列原则：
　　一、（一）招标将在列为“外币部分”的工程项目进行。招标将面向合格货源国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
　　（二）关于通过招标而决定给中国国民的合同，其所需的全部金额从上述“外币部分”拨付。
　　二、（一）１、关于换文后附项目表中的第１２个项目，贷款将用于支付中国进出口银行为黑龙江省农业发展而转贷给用款人的资金。
　　２、上述１中提到的用款人为黑龙江省农垦总局。
　　（二）１、关于换文后附项目表中的第２１个项目，贷款将用于支付中国进出口银行为改善环境污染状况而通过呼和浩特市和包头市政府转贷给用款人的资金。
　　２、上述１中提到的用款人为那些采取措施改善环境污染状况的单位。
　　（三）１、关于换文后附项目表中的第２２个项目，贷款将用于支付中国进出口银行为改善环境污染状况而通过柳州市政府转贷给用款人的资金。
　　２、上述１中提到的用款人为那些采取措施改善环境污染状况的单位。

　　　　　　中国代表团代表　　　　　　　　　　　日本代表团代表
　　　　　　　　殷　宏　　　　　　　　　　　　　　　贞冈义幸
　　　　　　　　（签字）　　　　　　　　　　　　　　（签字）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