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缓，即“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之简称。死缓制度是我国在死刑执行上的独特创造，这种制度适用于应当判处死刑，但又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犯罪分子。[1]这一刑罚制度，从建国初期之首创，到“79刑法”之确立，后经“97刑法”之修改，再到刑法修正案（八）之完善，历50年司法实践，证明了这一刑罚制度确具历史与现实之意义。本文即从这方面进行探讨，以期有助于对这一刑罚制度的理解与适用。

　　一、“死缓”制度之首创及其刑罚意义

　　“死缓”作为中国刑法的重要刑名和刑罚制度，是由毛泽东主席在建国初期提出来的。我国在新中国建立之初，为巩固新生政权，进行了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史称“镇反”运动）。但由于运动中出现一些过火现象，引起了毛泽东主席的关注。为制止这种倾向，毛主席在1951年4月30日特别批示：“杀人不能太多，太多则丧失社会同情，也会丧失劳动力。凡无血债或其他引起民愤的重大罪行，但有应杀之罪者，如有些特务或间谍分子，有些教育界及经济界的反革命等，可判处死刑，但缓期一年或二年执行，强迫他们劳动，以观后效”。同年5月8日，毛主席又亲自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应大部分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政策的决定》，正式提出了“死缓”一词。这个决定下达不久，全国公安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确定了“死缓”刑名。[2]

　　毛泽东提出“死缓”这一全新的刑罚制度，从刑罚的角度看，既为古今之独创，亦为中外之首创，被西方国家誉为“东方的死刑制度”，具有独特的历史意义，社会意义，政治意义和法律意义。从历史角度看，中国素有重德慎刑的历史传统。早在西周时期，周公即提出“明德慎罚”思想，之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将这一思想继承发挥，形成“德主刑辅，礼法并用”的狱政思想，先秦时期的《舜典》载有“眚灾肆赦，怙终贼刑”文字，大意是说：如果一个人由于失误给别人造成损害，是可以赦免的；如果他是一贯故意做坏事，则要给以严厉的制裁。中国古代推行仁政者莫过于唐太宗李世民，他不但知人善任，广开言路，政治清明，而且善待子民，推行一条“仁恩以为情性，礼义以为纲纪，养化以为本，明刑以为助”的狱政思想。他常对大臣们说：“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但选公正善良人,断狱允当者，增秩赐金，即奸伪自息”。而且规定：“凡大辟（死罪）皆令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共议之。如此，方能避免冤狱滥刑”。到贞观四年，全国判处死刑者仅为29人，开创了我国历史上最为璀璨夺目的“贞观之治”。[3]深通历史的毛泽东对上列法治史实一向推崇备至，因而“以史为镜”，首创出“死缓”这一死刑执行制度，保证了“少杀慎刑”的刑事政策得以贯彻落实。

　　从社会角度看，新中国刚建立不久，需要动员一切力量从事社会建设，在这种历史阶段，正如毛泽东所讲，“杀人不能太多，太多则丧失社会同情，也丧失劳动力”。而且，按照历代惯例，凡新政权之建立，必将“大赦天下”，以此获得民众拥护。倘若杀人太多，正好给了中外反动势力的煽动借口，导致人心涣散。从政治角度看，一个新政权之成立，应当展示全新的执政方式，杀人则是十分敏感的政治问题，故应十分慎重。既要判处死刑，又能将大部分死刑犯不执行死刑，这其中必须寻求一种解决途径，“死缓”则是唯一的选择。从法律角度看，新政权刚成立，国家以《共同纲领》代替宪法，法治尚在摸索之中，很多司法工作靠相关政策引领，往往难以把握。毛泽东面对当时的情况，只有将其批示的内容以中央的决定予以发布，虽属于政策性指令，但却具有最高的政策效力，全国必经坚决执行。如此，迅速纠正了“镇反”中的倾向，使不少死刑犯通过缓期执行之考验改造成新人，成为国家需要的部分力量。

　　二、我国刑法有关“死缓”的几次修改

　　我国刑法之雏型，当属1951年2月9日政务院第71次政务会议通过、2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共21条）。这种刑法性单行条例，仅就“镇反”事宜进行规定，与之后的“三反五反”的专项整治规定同类，不具有刑法典之属性，而且没有涉及“死缓”方面的内容。1979年7月1日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自1980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分总则和分则，共13章192条，可称作我国第一部刑法典。其中，第四十三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实行劳动改造，以观后效”。并同时规定：“死刑缓期执行的，可以由高级人民法院判决或者核准”。显而易见，“79刑法”确立“死缓”制度，基本贯彻了毛泽东1951年的批示及其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应大部分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政策的决定精神。为更具体处理“死缓”事宜，该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确有悔改，二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确有悔改并有立功表现，二年期满以后，减为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抗拒改造情节恶劣、查证属实的，由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或者核准，执行死刑”。这种立法上的依表现、分层次的制度安排，为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提供了操作适用性。

　　第一部刑法施行18年后，1997年3月14日八届人大二次会议对刑法进行了大幅度修改，由13章调整为15章，由192条增至452条，因而被称之为“97刑法”。涉及“死刑”制度的问题，内容虽未增加（反而由五条减至四条），但内容却有较大变化：第一，死刑的适用对象由“罪大恶极”变成“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这一修改标志着死刑适用对象由政治口号式标准向刑法专业性标准的转变；第二，取消了“79”刑法规定的“死刑用枪决的方法执行”条款。这是因为时代在发展，行刑方法也应当变化，不能只限定为“枪决”一种执行方式，还有“药物注射”等方式更为简便经济；第三，“死刑”的相关用语发生变化，如“确有悔改”改为“没有故意犯罪”；“确有悔改并有立功表现”改为“确有重大立功表现”；“抗拒改造情节恶劣”改为“故意犯罪”等，这几处改变，对比中可以显见：前者不好把握，后者易于掌握，前者表述不够准确，后者合于刑罚原理。修改的趋势让人直觉到，“死缓”制度越趋规范。

　　2011年2月2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决议，对“97刑法”进行第八次修改，称之为刑法修正案（八），内容涉及数十个条文的增加和改动，用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胡云腾的话讲，修正案（八）有“五个前所未有：即修改的内容之多，创新的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既修改刑法总则又修改刑法分则的做法前所未有；既有增量，又有减量的修改前所未有；对刑罚种类、刑罚制度的修改力度前所未有；体现的民主程序、公开程度前所未有”。[4]涉及“死缓”内容，刑法修正案（八）第四条规定：“将刑法第五十条修改为：“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二年期满以后，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如果故意犯罪，查证属实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一款）。对于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对其限制判刑”（二款）。也就是说，在刑法第五十条分为两款，在第一款中的明显变化为：减刑的时间延长，即在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二年期满以后，由原来的“减为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变成 “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而在第二款中，增加了“限制减刑”制度，即凡属累犯及八种严重犯罪的执行死缓之人，人民法院有权根据犯罪情节决定对其限制判减刑，这是“死缓”制度新增的两大内容。也是修正案（八）对“死缓”问题的两大亮点，为过去所没有。

　　三、关于刑法修正案（八）修改“死缓”制度内容的理解和把握

　　如上所述，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第五十条的修改内容，主要表现为两大内容，一是延长了死缓罪犯减刑的幅度（刑期），二是增加了限制减刑的规定。现就这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1、关于重大立功表现的死缓犯延长实际执行刑期的问题。即由原来的“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改为“二十五年”，其立法指导思想是什么？最高法院主管刑事审判的张军副院长认为：延长部分死缓犯的实际执行刑期，绝不单纯是为了加大对死缓犯的惩治力度，而是为了有效解决我国过去刑罚结构所存在的死缓实际执行刑期相对偏短、死刑与死缓的严厉程度未能有序衔接的问题，从而为不是必须判处的死刑立即执行设置既为改造罪行严重的犯罪分子所必须，更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同的替代措施。必须深刻领悟这一立法精神，从进一步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严格控制死刑政策的角度，正确理解和适用好《刑法修正案（八）》的有关规定。[5]而按最高法院研究室主任胡云腾的形象归纳，叫做“死刑罪减十三，死缓犯要多关”。意指修正案（八）一次取消了十三种严重犯罪的死刑，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而“死刑犯要多关”是指按刑法修正案第四条修改刑法第五十条的规定，犯重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即使不属于限制减刑的情形，在缓期执行考验期满后，实际执行的刑期也明显延长。一种是考验期满后减为无期徒刑，再从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的，必须减为二十五年，不能减为二十五年以下，也不能减为二十五年以上。按照有期徒刑实际执行刑期不得少于原判刑罚二分之一的规定，该罪犯从减为有期徒刑之日起，在监狱实际执行的刑期不得少于十五年；二种是在死缓考验期内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直接减为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相对于过去的规定，现在的死缓犯无论是否具有重大立功表现，实际执行的刑期都比过去明显延长。体现了刑法对重刑犯的严厉处罚，促进了死刑缓期执行和死刑立即执行在严厉性上的衔接。[6]

　　2、关于“死刑缓期执行”中限制减刑内容的理解。修正案（八）对刑法第五十条的修改，最大亮点是新增“限制减刑”的规定，愚以为这从立法上确立了对死缓犯限制减刑的刑罚制度，充分体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从严”惩处严重刑事犯罪的要求，且有十分重大之意义。[7]但张军副院长认为，对死缓犯限判减判的规定，总体上应当把握限制适用的精神。如果判处死缓不限制减刑，也可以做到有效制裁犯罪，保证裁判效果的，就不需要同时决定限制减刑，以避免不必要的关押。[8]笔者认为，在死缓犯限制减刑上，应注意重点把握两点：

　　第一，死缓犯限制减刑的实体条件

　　按照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第五十条修改的内容，也即新增第二款关于“限制减刑”的规定，包含了三种实体情形：

　　一是累犯限制减刑。按照刑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累犯一般是指因故意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五年内，再次故意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情形。由于累犯体现了较高的人身危险性，故刑法明确规定应当从重处罚。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印发的《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十一条也明确规定：“要依法从严惩处累犯和毒品再犯。凡是依法构成累犯和毒品再犯的，即使犯罪情节较轻，也要体现从严惩处的精神。尤其是对于前罪为暴力犯罪或者被判处重刑的罪犯，更要依法从严惩处”。可见，死缓犯作为判处重刑之罪犯，一旦构成累犯，必当从重惩处。

　　二是七类严重犯罪判处死缓的限制减刑。修正案（八）规定，凡判处死缓的罪犯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而犯罪者，法院可以同时决定对其限制减刑。这是因为，实施七种犯罪之人，严重危害社会治安，论罪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因具有法定从宽情节不宜立即执行，但作为限制减刑的条件是完全符合刑罚精神的。

　　三是犯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死缓的罪犯限制减刑。“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是刑法修正案（八）新创的一个刑法术语，原刑法没有规定，仅第八十一条二款使用了“暴力性犯罪”的概念，即“对累犯以及因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而“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理解上有争议，理论上一般认为，犯罪学意义上的有组织犯罪从严密程度可分为六种：简单共同犯罪、结伙犯罪、团伙犯罪、集团犯罪、黑社会组织犯罪、黑社会性质犯罪。我们在贯彻刑法修正案（八）时，对这一有争议的“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作狭义界定为宜，典型的包括三种类型：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和邪教组织犯罪。[9]

　　第二，对死刑缓期执行罪犯适用限制减刑应当坚持的基本原则

　　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条文内容的重大修改，是经过国家立法机关反复讨论并征求各方意见的，体现了立法的人民性和科学性。“徒法不足以自行”，再好的法律都只有在得到有力的不折不扣的贯彻实施，才能真正发挥良法之功效。因此，对于死缓考验期间的限制减刑这一全新的立法规定，不仅应当深入学习理解，而且还要依据一定的原则和标准，方能保证立法的新内容落到实处。目前，限制减刑所要掌握的基本原则，理论界一般倾向于以下三大原则：[10]

　　一是“罪刑法定原则”。该原则是刑事司法工作要遵循的最重要的基本原则。刑法第三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规定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对于该条规定，法界公认为“罪刑法定原则”。[11]按照已修改的刑法第五十条二款规定，对死缓限制减刑规定了三种案件，判处被告人死缓的，才可以考虑限制减刑，除此之外的情形，判处被告人死缓的，一律不得限制减刑。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当然要求。

　　二是“罪刑相适应原则”。刑法第五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以此规定之精神，限制减刑应当仅适用于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过重、但单纯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又偏轻的案件。按照新修改的刑法第五十条第二款规定，对死缓限制减刑在法律用语上表述是“可以”同时决定限制减刑，而没有规定“应当”，这给法官对“1+8”（累犯加八种严重犯罪）之死缓犯是否适用限制减刑创设了灵活适用法律的空间。

　　三是有利于严格执行死刑政策的原则。从立法目的看，对死缓犯限制减刑，是为进一步严格执行死刑政策创造条件，即通过延长部分死缓犯实际执行期，充分发挥死缓制度的严厉性，改变以前“死刑过重，生刑过轻”的刑罚执行不平稳现象，又可避免产生“生刑加重刑罚”的误解。凡是单纯判处死缓已经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或者能够实现裁判结果的案件，绝不应该再限制减刑。只有对于以往本可以判处死缓，但因死缓的惩罚力度不够，进而不得已判处了死刑立即执行的案件，今后由于有了限制减刑制度，能够有效制裁犯罪，才可能考虑在判处死缓的同时决定限制减刑。

　　
注释

[1] 曾庆敏主编《精编法学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第313页。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中共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关于转发委巡视组《关于对国家人口计生委科学技术研究所开展巡视工作情况的报告》的通知

国人口党组〔2011〕88号


委机关各单位，各直属、联系单位：　

　　委巡视组《关于对国家人口计生委科学技术研究所开展巡视工作情况的报告》已于2011年10月25日委党组会第20次会议通过。现印发你们，请认真学习贯彻。

　　附件：《关于对国家人口计生委科学技术研究所开展巡视工作情况的报告》　

中共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
二○一一年十一月二日

关于对国家人口计生委科学技术研究所开展巡视工作情况的报告

　　根据委党组关于对科学技术研究所（以下简称科研所）开展重点巡视工作的要求，从2011年7月18日至10月13日，巡视组对科研所进行了重点巡视。

　　巡视工作按照规定程序，采取“集中与分散、座谈与走访、检查与测评”相结合方式进行。先后召开了动员会，听取班子汇报会和列席班子重要会议共2次，召开座谈会3个，与班子成员分别进行了谈话，与28名中层以上干部进行了个别谈话，先后与54名普通干部、科研人员、职工分别进行了个别谈话和座谈交流。在全所人员中进行了民主测评。查阅了近三年来科研所领导班子会议纪录、纪要、资产和财务账目、重大科研项目进展情况，党建、组织、机构、人员状况等资料档案。比较全面地了解了科研所三年来的基本工作情况。现报告如下。

　　一、科研所三年来的主要工作成效

　　我们认为，三年来，科研所在委党组的领导下，在科技司的业务指导下，和相关司局的支持下，通过班子成员齐心协力和全所职工的共同努力，各项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领导班子团结务实，勤政廉洁，核心作用不断加强；科研工作取得积极成果，部分科研项目已具备较强的竞争能力，为优势学科带动一般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外树形象、内聚人心”举措取得明显成效，单位风气明显好转，凝聚力明显增强，人心稳定，思变求进，推动科研工作科学发展的气氛逐步形成。科研所的发展开始步入了正常和良性发展轨道。

　　（一）科研工作取得积极成果。三年来，科研所坚持科学和创新精神，勇于拼搏，攻坚克难，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研成果和原创性的科技成果。一是国家人类遗传资源中心项目取得重大进展。二是有关课题研究取得成效。三年来共争取国家863、973计划课题和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WHO、欧盟等国内外科研课题45个，取得了一批重要科研成果，部分成果具有国际领先水平，有些填补了国内空白，为行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科技支持。三是科技论文数量、质量增加。三年来，全所累计发表有价值的科研论文180篇，其中SCI论文91篇；获国家专利授权7项，获部级奖8项。“十一五”与“十五”相比，科研课题增加52%，经费增加58%，发表SCI文章增加4.8倍，专利增加5.7倍。科研所被科技部评为“十一五”国家科技计划执行优秀团队。



　　（二）技术指导和服务能力不断提升。三年来，科研所注重利用专家资源和技术优势，发挥行业技术龙头作用，积极开展技术指导、业务培训、技术评估和项目服务，不断拓展服务领域和指导内容。一是在国家层面上提供技术支持。先后组织完成了国家孕前优生促进工程项目中的数据库研发，全国计生中级医师技术职称考试远程培训平台建设，参与实施国家扶贫开发项目。二是在地方层面上提供技术指导。先后与内蒙古自治区、北京市、陕西省开展专项科研合作。三是与有关组织开展技术合作。参与中国计生协生育关怀行动，与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教育部门联合开展项目，均产生了积极影响。科研所设立的紧急避孕和生殖健康免费咨询热线累计接受咨询10多万人次，扩大了社会影响。

　　（三）人才队伍得到优化。随着所内老一代专家学者的陆续退休和部分人才的流失，科研所人员老化和人才断档现象比较严重。为此，科研所首先研究制定了《2010-2020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建立了正常的退休制度和人才引进机制。其次，在所内实行竞争上岗、全员竞聘，为人才提供发展平台。第三，利用硕士生、博士生教学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每年投入200多万元经费，支持年轻人开展科研，有序推进培养选拔研究生进所工作。三年来，科研所累计培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40多人，目前在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近60人、博士后6人。研究室主任平均年龄由原来的53.3岁降至47岁，68%具有硕士、博士学位，60%以上具有高级技术职称。一批70后、80后的年轻人脱颖而出，成为新一代科研骨干。



　　（四）单位风气明显好转。新一届领导班子明确提出“外树形象，内聚人心”的思路，采取了四条有效措施。一是利用举办所庆活动凝聚人心。结合科研所成立30周年，举办纪念会、学术报告会、成果展示，增强全所人员的集体荣誉感。二是开展文化建设弘扬正气。组织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大力弘扬肖碧莲院士等先进人物的事迹，坚持举行“读讲一本书”学习交流活动，扬正气，刹歪风，增强全所人员的责任意识。三是通过传统教育活动鼓舞士气。开展以“弘扬革命传统，促进科研所发展”为主题的大讨论，解放思想，提高认识，激发大家的自信心。四是抓住纪念建党90周年契机展示精神风貌。组织开展看红片、读红书、唱红歌等系列活动，增强全所人员的凝聚力。目前，全所人心思定，风清气正的工作环境开始初步形成，所兴我荣、所衰我耻的集体价值观得到弘扬，扯皮告状、无事生非等明显减少，涌现出一批先进典型。三年来，科研所有5人荣获国家表彰，24人获部委及北京市表彰。

　　（五）基本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在解决重大问题和历史遗留问题上，科研所领导班子不畏困难，敢于碰硬。在攻克国家孕前优生促进工程项目中的技术难题时，时间紧，任务重，所领导亲自带领科研攻关人员，连续加班，多日吃住在实验室。所实验动物中心因不符合标准被吊销许可证，新班子通过解决经费，组织力量，多方协调，实现了一年完成设备改造并取得国家许可。凭着攻坚克难的作风，三年来，科研所完成了门诊部（生殖健康技术服务中心）改革，搭建了由精子库、门诊部和司法鉴定中心组成的对外服务平台。依法处理4起法律纠纷，挽回数百万元的经济损失。妥善解决了12号院生活设备改造和大院安保等问题。

　　（六）职工福利待遇得到改善。三年来，科研所领导重视群众疾苦，努力解决群众实际困难。一方面积极创收，一方面重视节流。解决了在职职工劳保问题；提高了公费医疗报销标准，优先解决职工看病难的问题；向无房户发放了住房补贴；开展社会招标开办职工食堂；落实干部职工交通、通讯、节假日补助和兑现各种奖励。这些措施初步改善了职工的福利待遇，保障了单位职工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得到群众的认可和支持。

　　二、科研所三年来的基本做法

　　一是凝聚焦点。付伟同志带领一班人把群众瞩目的班子团结、班子作风等焦点问题放在改进的首位，以“讲团结、讲党性、讲民主、讲正气”来促进班子建设。注重加强思想教育，提高思想政治水平；注重增强素质，提高领导驾驭能力；注重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实现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注重宗旨意识，树立为民、勤政、清廉的优良作风。建立健全了会议、工作、管理、协调和党风廉政建设等一系列制度、机制。在工作中切实做到“决策讲民主、管理讲规则、工作讲配合、荣誉讲风格”，以团结务实的作风和较强的核心堡垒作用，得到了广大干部职工的认可。近三年来民主测评的满意率逐年提高。这次民主测评结果，群众对班子建设和对党风廉政建设的满意率分别达到92.8%和88.7%。

　　二是培育亮点。李克强副总理亲临科研所视察，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人口计生和科研工作的极大重视和关怀。李克强副总理对科研所的工作成效给予了充分肯定，指出了科研所的主要任务是“科学研究，技术开发，行业指导，人才培养”。所领导班子抓住机遇，因势利导，积极动员，群策群力，认真贯彻落实，制定了所“十二五”发展规划和中长期科技人才培养计划，组建了国家人类遗传资源中心，筹建男性生殖健康重点实验室，为科研所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是确保重点。为落实国家人类遗传中心建设项目工作，科研所聚全所之智，举全所之力，仅半年时间就完成了项目申报流程调研、项目选址和相关材料准备工作。组织专家编撰了10多万字的项目建议书；圆满完成了国家发改委的多次项目现场评审和专家答辩，项目一年便获得了国家发改委的立项批复。近期，科研所积极协调相关部门，认真做好项目规划、工程实施前的各项准备工作。通过科研所的积极努力，这项全委年度的重点工作开展得有序、有效。

　　四是化解难点。科研所新一届领导班子上任，面临着自主创新项目难、人员思想统一难、后勤管理协调难等诸多问题。所领导采取了坚持发动群众，完善组织机构，调动人员积极性，群策群力破难关的方针。一是实行全员竞争上岗，完善中层机构设置，优化干部的知识和年龄结构，一批高学历的年轻人走上实验室或行政领导岗位。二是完善组织建设，组织召开职工大会、党员大会，实行民主选举，各级群众组织充满活力。加强党的建设，所党委建立后发展了7名党员，使全所停滞了十年的党员发展工作重新启动。通过一系列的措施，群众拥护、有能力的人上来了，组织凝聚力增强了，工作合力形成了，房产债务问题、实验动物中心改造、大院生活设备更新等多年未得到解决的难题迎刃而解。

　　三、科研所三年来工作带来的启示

　　（一）形成稳定和谐的局面是事业发展的基础。稳定和谐既是发展的目标，也是发展过程中重要的保障。新一届领导班子牢记“和谐稳定是第一责任”的理念，自觉、主动地抓好和谐稳定工作；班子成员带头讲团结，处处作表率，办事重民意，决策讲民主，规章制度不断健全，群众参与、监督渠道逐步畅通；党团干部认真做工作，主动化解各种矛盾，密切干群关系，从而营造了一个团结、宽松、向上、进取的工作局面。调研中许多同志说：“这种局面来之不易，倍感珍惜，我们看到了希望”。

　　（二）建设团结坚强的领导班子是单位发展的前提。一个班子强不强，关键看班长。班长的党性观念强、工作能力强、合作意识强、民主作风好，这个班子就有了发展的希望。班子成员配置科学、结构合理、特色鲜明、优势互补，这个班子就有了发展的基础。三年来，科研所领导班子注重加强自身学习，不断提高政治思想素质，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团结和谐，富有战斗力。作为班长的党委书记付伟同志，政治坚定，作风民主，调查研究，联系群众，表率作用强。所长马旭工作努力，有思路，敢于开拓。班子成员工作努力，各有所长，分工不分家，团结协作好。所访谈的干部职工普遍反映班子团结务实。

　　（三）建立完善制度机制是促进规范化管理的保障。所领导班子从制度入手，建立和完善了一系列新的制度、规章。首先，健全了领导工作制度，建立完善了党委会、所务会、所长会例会等制度，确立了“三重一大”即重大问题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投资决策、大额资金使用的规定。其次，按照“职责明确、评价科学、开放有序、管理规范”的原则，逐步探索建立现代科研管理制度，完善运行机制、评价体系、保障措施。第三，逐步完善党群工作、自身建设、财务管理等制度，逐步建立管理、用人、分配、项目、激励等机制。全所的工作纳入了规范、有序的轨道。

　　（四）做好人才培养和贮备是确保科研发展的动力。高层次的科技人才在行业科技创新中起着关键作用，他们是科研发展不可替代的战略资源，任何科技创新和突破，都离不开科技领军人才的正确引领和卓越贡献。科研所成立以来，先后培养了1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和20多名享受国家政府特贴的科技领军人才。也正是这些领军人才带领科研人员，取得了70多项国家和省部级的科研奖励，为人口计生科技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当前，一批优秀中青年人才正在成长起来，这使科研所增强了较大的发展后劲。

　　四、科研所三年来工作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改革创新的能力需要进一步增强。所领导班子要进一步增强改革创新的观念，增强“思变求进”的开拓精神，增强创新的体制改革和机制建设能力。

　　（二）中长期发展的思路需要进一步明确。在发展思路和职能定位上还不是十分明确，需要制定中长期发展的战略规划。目前还缺少与国家级科研机构相适应的科研强项。科研工作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主管领导的业务特长。技术继承、成果转化、设备合理应用、人员优化组合还存在机制上的问题。

　　（三）人才队伍建设需要进一步强化。由于历史和现实条件的限制，人才队伍建设依然存在忧患，目前项目领军人物年龄偏大；中青年科研领军人才短缺、断档；缺少有影响力和竞争力的人才，申请国家重大课题和项目还有一定难度；培养、发展人才的体制、机制不完全适应；与同等条件的单位比，职工收入、待遇有待提高，对顶尖人才的吸引力需要加强。

　　（四）行业指导力度需要进一步加强。在系统内的科研院所中，要注重发挥国家级科研“领头羊”作用，更好地发挥技术指导和联合、协作的作用，努力为行业提供技术保障和科研支持。

　　同时，在单位建设方面，还存在着部门、科室职能不够明确，创收手段比较单一，分配、激励机制不够健全，管理体制不够完善，有特色的政治教育活动开展不充分，职工凝聚力不够强等问题，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解决改进。

　　五、促进科研所今后工作发展的建议

　　李克强副总理在视察科研所时提出了“四句话”的办所方针，为科研所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近期以来，李斌主任围绕“十二五”科技工作提出了“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总体发展思路。如何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深入开展优质服务，全面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切实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为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提供更加坚实的科技保障。根据领导的要求， 结合巡视工作的实践，我们对促进科研所今后工作的发展，提出如下建议：

　　（一）加强科研所领导班子建设。实践证明，像科研所这样的单位，要想当好领导，有效地发挥班子成员的作用，既要有一定的政治素养，又要有一定的业务水平，既要有丰富的领导经验，又要有较佳的业绩和较好的口碑。尤其要注重选拔政治上强、专业技术全面、科研成果突出、能够驾驭全局、善于抓班子带队伍、民主作风好的干部担任一把手。主管科研的领导要相对稳定，班子结构要优化、合理。

　　（二）明确职能定位和工作任务。围绕国家人口计生委“十二五”发展规划，按照以服务人口计生为主业，以应用技术研究为方向，以计生和生殖健康内容为重点的基本原则，确立科研所中长期发展思路。重视科研工作的继承性，技术的衔接性，成果的转化运用等工作。逐步探索建立起“产、学、研”为一体的新的工作机制。

　　（三）建立完善促进人才发展的平台和机制。注重从行业发展的战略需要出发，抓紧培养科技创新的领军人才。探索建立人才选拔、考核、晋升、培训、评价、分配、激励的人才培养新机制，帮助解决人才发展的现实困难和后顾之忧，多用途利用社会资源，增强社会和行业竞争力。

　　（四）加强对科研所扶持指导的力度。支持和指导科研所的科技体制改革，逐步建立现代国家公益类科技管理体系。加大对科研所经费、项目的支持力度。支持科研所加强经营创收活动，指导科研所搞好绩效改革。帮助科研所提高自身建设的能力和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