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人民政府


第91号



《东莞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予发布。


市 长

二○○七年三月十四日


东莞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本市烟花爆竹的安全管理，预防火灾、爆炸等各类安全事故的发生，保障公共安全和人身、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国务院《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烟花爆竹经营、储存、运输、燃放等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均应遵守本规定。

第三条 依法对烟花爆竹的批发、零售、储存、运输和举办焰火晚会以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实行许可证制度。

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储存、运输烟花爆竹，不得举办焰火晚会以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

第四条 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烟花爆竹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市公安部门负责烟花爆竹的公共安全管理；市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负责烟花爆竹的质量监督；市检验检疫部门负责烟花爆竹进出口检验。

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公安、质量技术监督、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依法严格查处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运输、邮寄烟花爆竹以及非法燃放烟花爆竹的行为。

第五条 烟花爆竹经营、储存、运输企业、燃放单位和焰火晚会以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主办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安全责任制，制定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并对从业人员定期进行安全教育、法制教育和岗位技术培训，其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的烟花爆竹安全工作负责。

第六条 烟花爆竹经营、储存、运输等单位主要负责人、管理人员、从业人员必须经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培训考试合格后，持证上岗；烟花爆竹运输单位的驾驶员、押运员必须经交通部门培训考试合格后，持证上岗；烟花焰火晚会的燃放作业员必须经公安部门培训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

第七条 实行烟花爆竹销售经营配送制度。取得《烟花爆竹经营（批发）许可证》的批发（储存）企业，负责向各镇街烟花爆竹零售单位（含零售专店、销售网点，下同）配送烟花爆竹，零售专店和临时销售网点不得从配送以外的渠道组织货源。

烟花爆竹配送单位对配送过程的安全和产品质量负完全责任。



第二章 经营安全

第八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禁止设立烟花爆竹生产项目。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生产、经营黑火药、烟火药、引火线等用于制造烟花爆竹产品的原材料。

第九条 烟花爆竹的经营分为批发和零售。

烟花爆竹批发、零售布点按照“统一规划、保障安全、合理布局、总量控制”的原则审批，具体布设规划如下：

（一）严格控制烟花爆竹批发企业数量，具体由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根据本市的实际需要审批。

在城市中心区、镇中心区不得布设烟花爆竹批发场所。

（二）烟花爆竹零售网点以镇为单位布设，每个镇可设立零售专店的总量不超过3个。依法取得《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的零售专店在春节期间（农历腊月十五至正月十六，下同）可申请设立临时销售网点。

具体每个镇烟花爆竹零售网点布设的数量，由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各镇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部门确定后向社会公布。

第十条 烟花爆竹批发企业的经营布点，由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本规定第九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审批；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布点，由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本规定第九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审批。

市政府划定的禁止燃放区域内禁止布设烟花爆竹批发场所、零售专店和销售网点。

第十一条 从事烟花爆竹批发的企业，应当向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供《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7号）第六条规定的材料，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在受理申请之日起30日内作出核发或者不予核发《烟花爆竹经营（批发）许可证》的决定，并书面告知申请人。

从事烟花爆竹零售的经营者，应当向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供能够证明《条例》第十八条规定条件的有关材料，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在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作出核发或者不予核发《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的决定，并书面告知申请人。

烟花爆竹的批发企业、零售经营者，应持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手续，领取工商营业执照后，方可从事烟花爆竹经营活动。

第十二条 禁止转让、买卖、出租、出借、伪造或者变造《烟花爆竹经营（批发）许可证》和《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

第十三条 烟花爆竹批发企业和烟花爆竹零售经营者应当具备的安全条件，由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据法律、法规和有关标准，另行制定。

第十四条 进入本市行政区域销售的烟花爆竹（不包括焰火燃放活动的高空礼花弹、组合烟花），统一由批发企业从取得《烟花爆竹安全生产许可证》的生产单位采购，配送到镇街的零售专店和临时销售网点。

第十五条 根据《烟花爆竹安全与质量》（GB10631-2004）的规定，烟花爆竹产品按照其药量及所能构成的危险性分为A、B、C、D四级。批发企业必须遵守“禁A、限B、提倡C、D”的原则，采购和配送符合国家标准烟花爆竹。

禁止批发企业向各零售专店和临时销售网点配送A级产品。大型焰火晚会和燃放活动经市公安部门批准后，可由取得相应燃放资质的专业燃放单位向依法经营A级产品的企业采购，并按《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办理相关运输手续。

第十六条 批发企业不得采购和配送下列国家明令禁止生产的产品：

（一）敏感度高、化学稳定性差的制品（如摔炮、拉炮、砸炮、打火纸等）；

（二）含有金属或硬质物品的制品（如有金属壳体、玻璃壳体的烟花爆竹）；

（三）飞行方向不稳定及有可能引起火灾的制品（如冲天炮、地老鼠、沙炮、不定向火箭等）；

（四）大药量制品（如鱼雷和直径超过30毫米、长度超过200毫米的双响炮等）。

第十七条 烟花爆竹批发企业应当按照规定履行向零售单位统一配送的职责，并及时回收、免费保管结束经营的零售单位未销售完的烟花爆竹。



第三章 运输安全

第十八条 从事烟花爆竹运输的企业车辆必须按照《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的要求安装GPS卫星定位系统或行驶记录仪，并按《道路运输危险货物车辆标志》（GB12268）的标准，悬挂安全警示标志。

第十九条 从事烟花爆竹运输的车辆必须持有市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道路运输证》；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的驾驶人员、装卸管理人员和押运人员必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的规定，经市交通管理部门培训考试合格后，持证上岗。

第二十条 经由公路运输烟花爆竹进入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应当提交《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的有关材料，报市公安部门批准。

经由铁路、水路、航空运输烟花爆竹的，依照铁路、水路、航空运输安全管理的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一条 禁止携带烟花爆竹搭乘公共交通工具。

禁止邮寄烟花爆竹，禁止在托运的行李、包裹、邮件中夹带烟花爆竹。



第四章 燃放安全

第二十二条 市、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开展社会宣传活动，教育公民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安全燃放烟花爆竹。

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体及通信单位，应当积极做好安全燃放烟花爆竹的宣传工作。

监护人应当对未成年人进行安全燃放烟花爆竹的教育。

第二十三条 《条例》第三十条规定的地点和下列场所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一）城市公共绿地、公园、歌舞厅、体育场馆、商店（场）、市场等人员密集场所；

（二）政府机关办公场所、军事设施、军事禁区；

（三）易燃易爆物品生产、储存、经营场所（如油库、气库、加油站等）；

（四）建筑物内及建筑物的屋顶、阳台、楼道、窗口。

第二十四条 除《东莞市禁止在市区销售燃放烟花爆竹的规定》规定禁止燃放区域（包括莞城、东城、南城、万江四个街道办事处管辖的行政区域和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外，其它需要禁止燃放的区域、时间和种类由各镇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统一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五条 春节期间，各镇街的烟花爆竹燃放点，由所在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第二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燃放烟花爆竹，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

燃放烟花爆竹，应当按照燃放说明燃放，不得以危害公共安全和人身、财产安全的方式进行。

第二十七条 申请举办焰火晚会以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主办单位应当按照分级管理的规定，向市以上公安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的有关材料。

第二十八条 焰火晚会以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燃放作业单位和作业人员，应当按照焰火燃放安全规程和经许可的燃放作业方案进行燃放作业。

第二十九条 公安部门应当加强对危险等级较高的焰火晚会以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的监督检查。



第五章 责任追究

第三十条 对违反本规定从事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储存、运输、燃放及生产经营黑火药、烟火药、引火线等用于制造烟花爆竹产品原材料的单位和个人，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公安、交通等部门依据《安全生产法》、《条例》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从严处理。

第三十一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公安、质量技术监督、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的工作人员，在烟花爆竹安全监督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本规定所指的烟花爆竹，是以烟火药为原料制成的工艺美术品，通过着火源作用燃烧（爆炸）并伴有声、光、色、烟、雾等效果的娱乐产品。

烟花，是指燃放时能形成色彩、图案，产生音响效果，以视觉效果为主的产品。

爆竹，是指燃放时主体爆炸并能产生爆音、闪光等效果，以听觉效果为主的产品。

第三十三条 本规定自2007年5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12年4月30日。
[英]埃利.贝克特 著

王震宇 译

（本文译自《英国国际法年刊》第28卷,1950年号,第420-423页,牛津大学出版社1952年版。作者是英国著名国际法学者和律师。《关于承认的国际法——英国与美国的实践》一书是陈体强先生的博士论文，乃这一领域的重要文献。由于该书以英文写成,未在国内出版,也无中译本可读,所以至今未见我国国际法学界有对该书的研究成果问世。今适逢先生诞辰90周年,特译此文以志纪念。）



陈体强著：《关于承认的国际法——英国与美国的实践》,L.C.格林 编,伦敦史蒂文森父子有限公 司,1951年版,共计460页,定价四镑四先令。

陈体强教授曾在布莱利教授指导下在牛津大学进行研究工作，但在这本书的写作工作全部完成以前，陈教授便不得不返回他的祖国，去接任他在北京的大学教职。本书在出版社的后续工作由格林先生负责，他为本书补充了最新的资料（放在方括号里），保证了本书在出版时的时效性。

在书的序言部分，陈教授叙述了劳特派特教授的同一题材著作在其写作工作顺利进行时提前出版的经过。那时的他曾考虑过放弃，不继续完成本书的写作，但最后他还是决心把书写完，由于他以为劳教授的书虽然“予人以启迪且为该领域之基本著作”,不过他在该书结论部分所持论点同劳教授的论点并非完全地一致。余曾在《年刊》的1947年号上评论过劳特派特教授写的那本同名著作，所以如若能将此二书的书评作一比较，那定会十分有趣。虽然从宏观的研究方法以及该书的基调方面看，余以为陈著和劳著的论点之间并不存在如陈教授所说那么大的差别，但是对于陈教授能够坚持完成该书的善举，热爱国际法的莘莘学子一定雀跃于斯。

若干年以前，那些从事国际法律实践工作的人们常常有理由抱怨：国际法的著作往往只反映了著书人的个 人观点——表现在一篇由若干国际法基本规则引申出来并富有逻辑性的论著里面——而没有或者很少利用国际法实践中的情况以及权威人士的意见去支持他们的论点，抑或是根本就顾不上那些与著者意见相左的国际法实践和权威判例。然而，当我们审视一下如今在英国出版的那些国际法著作，就会发现这些作者已经在背离这种做法的道路上走出很远去了。陈教授的著作里面到处都是针对有关国际法实践和权威判例的脚注和援引，几乎每一句话都有脚注，单是书中援引的司法判决的案名就列了整整八页之多。即便要给本书挑毛病，或者此书真的没有什么值得国际法学者和研究人员接受的地方，但由于该书涵盖了有关承认问题的所有实践和权威学说，所以仍然是有其价值的，著者为完成本书所付出的汗水一定令人难以想象。倘若本人要说此书的内容方面做有点过头了，那或许是由于著者在引用某些国际实践和权威判例有时显得缺乏审慎的考虑。如若本书少一些引用，并能更好地保证书中所有的引证都是为着被证明的观点而引用的话，那么读者们一定会感到更加满意。在某些场合——在某些引证的内容恰好是本人所了解的情况——至少可以这样说，被援引的先例如果作它种解释将显得更为合理，并且这些先例实际上不能达到证明的目的。

这里有必要谈谈《国际公法案例报告年度摘要集》一类的著作，凡是对世界各地人们研究的任何的国际法问题都有影响力的司法判决，该书都加以关注，其作用无可替代。在过去，《案例年摘》（出版时间越靠后，包括更多的案情简报）一般采用“一小段、一小段地援引判决书的原文”的引证方法，但这样做有一个缺点，因为要充分了解相关案件的争执点以及法官将要面对的双方理由，就必须把引文放在所引材料的上下文中理解，才能体会出引文的真实含义。倘若采用了这种方法，有时所引用的学说似乎并不是引文的本意。更糟糕的情况是，所引观点往往只是法官在判决书内作出的附带意见，而同该判决的主要理由没有丝毫关系。或许有人还会拿出其他一些理由，比方说国内法庭的法官并非执掌国际法的“理想人选”，再如，在他们面前有关国际法问题的法庭辩论活动——由于种种原因——很可能无法得到充分的开展。这样一来，面对某个国内法庭法官的判决书中一段针对某一国际法问题作出的论述，其中到底包含有多大参考价值就必定应考虑许多方面的因素，而要想讲清楚这许许多多的因素，仅仅引用几句判决书的文字显然是不够的。并且，面对先例该如何取舍，还应估计到对某一问题做出判决的特定法院的立场。

为了证明上面的观点，这里试举一个不大不小的例子：陈教授的书中援引了英国区法院在“穆雷诉帕克斯”案中所下判决书中的某些文字（该案正文参见本刊1944年号的第219页），但正是这些引文极可能让读者感到不知所措。因为被从判词中摘录下来以后，这些引文对英联邦国家相互间关系的论点显得完全和人们有关这些国家之间关系的常识相左。然而倘若通读该案全部判词，再结合法院所采的立场，那些引文的作用既非如著者所言那般地惊世骇俗，也非属意义非凡。

布莱利教授在本书序言部分中复述了著者对于有关承认问题的国际法的基本观点。

简言之，陈教授在书中率先提出一个论点，即国际法学者分为两大派别：一为实在法学派，该派论者认为，主权国家乃国际法上权利义务的根本来源。另一派为自然法学派，此派论者主张，主权国家处于一整套规定其应承受的权利义务的法规则支配之下。假设实在法学派论者面对有关国家的承认问题，可能或很自然地会去支持“构成”说，若换作自然法学派论者，他们便会去支持“宣告”说。而如果坚持“构成”说——陈教授认为——那么它在逻辑上便不能解释为何国际法具有义务性的问题。此书开篇部分针对这些理论问题作的探讨真堪称雄辩，有时或可谓精彩。在书中，凡是与著者论点相左的学者均受到著者的批判，并且陈教授颇费心思地证明了，除非这些人接受他在持“构成”说时所必然导致的结论问题上的意见，不然就是逻辑上不通。在这些人里面，劳特派特教授便被指为犯了逻辑错误，理由在于，从所持的学术观点上看，劳教授更像是一个自然法学派论者而非一个实在法学派论者，而且他绝对是国际法的义务属性这一观点的支持者，但是在其关于承认问题的著作中，他却采纳了“构成”说。在此吾等不欲去谈陈教授的批评是否公平，因为愚见以为，整个承认的法律问题正是被“宣告”说和“构成”说这两种学说弄得繁杂不堪，而解决之道唯有摈弃这两种理论。同时，劳教授大作中相关的理论探讨也是最令人感到乏味和缺乏价值的部分；另一个使承认问题变得繁复的地方就是那种把针对一国家、一政府的所作的承认和国家间建立及维持外交关系这两者等同或混淆起来的做法。一国并无义务在作出承认后同受其承认的国家或政府保持外交关系，依现行国际法，此二者间关系应为——国家间相互保持外交关系的事实表明了一国及其政府受另一国之承认的意思。陈教授在书中有时将此二者明确区别，有时却又等而视之。之所以这样或许是由于他对美国的外交实践及司法判决作了详尽的考察，而美国又常常把与一国保持外交关系和对一国或其政府之承认这两件事等同起来的缘故。正因如此，我们发现于美国任教的凯尔森教授正在主张将承认区分成两类，一种叫做政治的承认，另一种叫做法律的承认。

愚以为，第三个使得承认问题复杂化的地方是，人们常常孤立地使用“承认”这个词语，而未说明“承认”的客体是何者。评者在为劳教授的大作所写的评论中曾斗胆提出了这一点，评者此刻仍旧要把这一意见献给陈教授。倘若陈教授在行文时做如下地措辞：“A行为并非代表Y国承认X为Z国的合法的政府，只能看作是Y国承认X为Z国部分领土上事实的政府（或任何他类实体）”——而不是相反——“A行为并非代表Y国对X的承认”，那么该书的许多地方会变得更易于理解。因为通常情况下，大凡一国家针对国际社会中某一其他实体为一交涉行为，那么必定可以得出这样的观点：该国承认该实体为某事物。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并且以一种肯定的方式去做假设（即该实体被承认为K），而非采用否定的方式（如该实体并未被承认为L），那么这一切就不会那么令人困惑；况且从表面上看，国家或政府也不会一边进行对外交涉，一边又去反对那种由于他们自己的所作所为而在逻辑上可以自然而然地推出的结论（而采用否定式的假设方法却使得这些国家和政府看起来正在干着自相矛盾的事情）。为此评者意外且幸运地获到了一件可供充实鄙人观点的证据，在丘吉尔先生的多卷本近作《丘吉尔二战回忆录》中论及法国地方政府的场合，作者这样写到：“除非给‘承认’这个话题加上些许个‘限制性的字眼’（如，某实体被承认为何者或未被承认为何者），否则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对他而言将是毫无意义的。”

最后，人们事实上并非总在同一个意思上运用我们的法律语汇，这在承认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在美国，“承认”这个词语多用于表达“建立外交关系”的意思，所以当一项声称“美国对X国不予承认”的声明会是实际上表达“美国确实承认X国，但并不准备同该国建交”的意思。

陈体强教授的大作涵盖了有关承认问题的全体，该书分为七个部分：国家的承认、政府的承认、承认的法律效果、承认的型式、条件完备的承认、交战团体和叛乱团体的承认、“不承认”主义。每部分由下分若干章节，共计三十二章，囊括有关承认问题各个方面的理论及国际实践，资料丰富且详尽。

本人对陈著所采用的研究方法连同其大部分观点均深表赞同，惟独对其在一些细节问题上的议论不能苟同，因为其中有些论点显得那样地令人费解——它们对那些极为简单并且显而易见的结论似乎毫不考虑。不过即使这样，只有在作者过分地坚持他的那些理论观点时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人们可能更容易形成这样一种观念：任何人如果即将去位于北京的大学任教，那么面对有关政府承认的问题，他或许会采取一种极端的立场或心怀偏见。但陈教授决不是这样：对于承认问题和相关的国际法问题，作者始终保持一种客观、公正的态度；而且，在论及‘不承认主义’问题（如涉及某些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时，作者的立场也是合乎理性或中立的。

在有关承认问题的国际实践上，各国做法不同，任何人都难以协调统一。即便对象是一个国家，其在实际行动上和对外宣传的口径上也的确不能保证天衣无缝。如果实在要在承认问题的理论和实践之间找一个平衡点，那么只能说是——正如布莱利教授在其为本书所写的序言里谈到的那样——倾向于支持陈著中所持的基本论点，国际法也只有沿着这个大方向发展才会有现实意义。

从另一个角度上看，正如一些国际法学者所言——他们对此当然有权发言——倘若那些执掌国家大政外交权柄的人们在面对有关承认的问题时多从国际法规范的角度去考虑和决策，且行动方式上较为保持一致，那么一旦遇到尤为棘手的事件，即使不按照国际法的常规去行事，政府也必定不会受到这些学者的苛责。比方目前世界上有过半数国家持“中国国民党政府为中国之事实上的政府”的态度，如果说此态度似乎有违国际法规范和常理，那么我们应当谨记，这类观点或许来源于国际法的另一个缺陷，即《联合国宪章》里并未明文规定“一个被联合国有关机构认定犯有侵略罪行的国家在该组织中的投票资格应当自动地被中止”，而且有关国家对他们所享有的否决权的行使也妨碍了《宪章》的中止条款的实际执行。再比方——以西班牙内战这个历来争论不休的话题为例——表面上各相关国家政府均未按照有关承认问题的国际法和国际实践所认可的方式去行动（即承认敌对双方的相互间为交战状态），这些国家之所以采取“不干涉政策”是处于政治原因；同时，即便这项政策最终没有实现原定目标，甚至留下了一大堆法律上的疑问，可是我们仍然应当记住一个事实：如果政府更多地从国际法的角度去对待有关承认的问题和采取行动，那么他们就不会过多地听到来自学界的指责声。


（译者系江西大学法律系2007级国际法专业研究生,电子信箱：animalfarmer@sina.com,欢迎批评指正,如果有意转载，务请保留著、译者姓名，以示对他人劳动的尊重。）